[时评]财政健全性的阴影，应关注老年人的痛苦

Published 19 Nov.2023 18:24(KST)

Updated 20 Nov.2023 20:11(KST)

open/close

尹锡悦总统在本月1日表示，“如果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物价会上涨，老百姓又要被折腾得半死”，强调了实行紧缩财政的必要性，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评价作为紧缩财政政策正当性的依据。10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Thomas Helbling称，“对韩国在财政健全化方面的政策意图和行动表示赞赏”，“目前韩国的国家债务水平总体上是适当的，应当在这一水平上得到维持”。从代际之间负担分配问题来处理财政健全性问题，而不是将其意识形态化，是更为妥当的；从这一点看，尹总统提出不能把债务转嫁给下一代的说法，完全说得通。

把债务转嫁给下一代，最终陷入无法回头的债务泥潭的国家，正是日本。日本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3.87%，提高到2000年的16.09%、2020年的24.9%。同期，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94.7%升至2000年的132.8%、2020年的257%。结果，国债利息占中央政府预算的四分之一。尽管日本政府不断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日本66岁以上人群的相对贫困率（收入低于中位收入50%的群体）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如果日本政府当年坚持财政健全原则，没有大幅扩张社会福利支出，那么今天日本社会和经济的面貌会是怎样？

韩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22年为14.8%。这一水平不仅明显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的21.1%，在成员国中也倒数第五。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的89%（2021年）。问题在于，韩国老年贫困率在2020年为0.40，是日本的两倍，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高水平。即便如此，政府仍以确保财政健全性为由，要求高龄群体“各自求生”。如果政府为了财政健全，而不扩大对高龄群体的社会福利支出，那么到2040年，高龄群体的相对贫困率会变成什么样？这一前景仅仅想象就令人不寒而栗。因此，财政健全政策显然是“现在正确、未来错误”的政策。

财政健全政策背后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实际上在放弃通过财政支出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功能。今年政府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贡献度，第一季度为0.1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为-0.4个百分点，第三季度为0.0，全年很可能呈现负值。当然，为了调节景气而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确实存在刺激物价、造成财政浪费的较大风险。但如果政府因此完全放弃通过财政支出进行景气调节，那么因经济萎缩而承受痛苦的低收入群体，是不是也只能“各自求生”？

如果政府要把确保财政健全性作为治国目标，首先就应当对新冠疫情期间临时扩大的支出进行整顿，防止其固化为惯例。同时，有必要推进财政改革，使地方教育财政交付金等占义务性支出44%的地方转移性支出能够更加灵活地调整。伴随国民养老金改革讨论的推进，对公共养老金的改革也同样势在必行。

为避免把本世代的债务转嫁给下一代而实施健全财政政策，这是现政府路线中正确的一面。但是，持续性的财政健全政策绝不能沦为默许现代版“弃老陋习”的政策。政府在将财政健全原则钉死之前，有责任在财政健全与扩大社会安全网这两大目标之间，寻求最优的长期组合方案，将答案向国民清晰阐明，并取得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