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台]出版界与10年前有何不同

Published 31 Oct.2023 14:39(KST)

Updated 31 Oct.2023 14:54(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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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提到梳理韩国社会的问题、展望未来，就必然会谈到出生率下降和人口断崖。几乎所有问题都与此相连，如果不先解决这一点，似乎就不可能找到任何应对方案.

出版领域也不例外，最近围绕这一点出现了两个方向的持续思考。其一是，围绕出生率问题，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学龄人口减少所带来的儿童图书市场萎缩；其二是，占人口比例和读者比例都很高的“386世代”正步入老年阶段，为了让他们持续阅读，需要提供怎样的内容与形式的出版物。

像这样把握形势与趋势并提前做准备，本是理所当然之事，但要介入到问题的哪一层结构、又能够介入到何种程度，则是另一道课题。几年前在一次出版相关讨论会上，大家就如何提升日益下降的年轻一代阅读率展开讨论，其间有人特意提到，必须为青年群体提供住房稳定政策并扩大基本收入。乍看之下，这样的回答似乎很难说是出现在出版语境中“可能”或“必要”的话题。我也记得，当时还在想，书店各细分领域按年龄段统计的销售额中，二十多岁读者占比超过40%的领域现实上集中在外语、应试用书与资格证用书，这一现实是否也可以纳入同一讨论之中。

在考虑要把结构问题上溯到哪一层的同时，也需要审视视野要向多大范围延展、要如何看待各种关联。今年8月，大韩出版文化协会筹备并举行了跨出版文化界的集会。面对出版相关政府扶持缩减的现实，业界感到危机加剧，于是汇聚声音发起抗争。听闻此事，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幕。2012年，“拯救出版文化非常对策委员会”成立，并举行集会，高呼出版相关政策建议。当时活动上，歌手 Kim C 出演，介绍了大众音乐产业当时的重大议题——废除音源包月制的讨论，并表示，这并非音乐界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领域共同面对的课题，其中必然也有与出版相连之处，只是当时没有共同应对的意愿与机会，他对此深感遗憾。

尽管如此，许多讨论与思考的出发点终究还是在业界内部。但在“生存”这一严峻现实面前，除了应对各自处境的细部方法之外，专门讨论行业走向与挑战的场合或议题，似乎并不突出。虽然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但出版界曾有一场引发广泛关注的论争，大致内容是：“如果在几年之内出现一家年销售额达到1000亿韩元的单行本出版社，或者说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出版社出现，那么，这种大型化会对韩国出版带来怎样的影响？”从那时起至今17年过去了，尚未出现达到这一规模的单行本出版社，但围绕出版社在个性与规模之间寻找恰当形态——例如品牌出版（Imprint）、分立公司、专业编辑者等——不仅有过讨论，也出现了实际的尝试，这一点值得我们回顾。

在参与讨论的主体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以全国言论劳动组合首尔京畿地区出版支部为代表的各类出版劳动者发声，使得一直在业界内部被边缘化的外包劳动者待遇问题得以正式提上议程，这一趋势也延伸到作家工会的筹备工作。那些明明一直是“出版的问题”，却长期未能充分显露出来的故事，如今陆续为人所知，让人重新意识到，有多少不同的人在共同支撑着出版事业。或许，并不是因为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因为我们尚未充分把问题汇集起来，所以解决才显得遥遥无期。与其说“销售额既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又是最终解决方案”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不如在面对与图书和出版相关的哪怕微小的要素时也不轻易忽略，尽可能扩大对图书与出版边界的想象与思考。我相信，即便最终无法解开所有难题，这样的姿态也是不至于被击倒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