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视角]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担忧的韩国人口问题

韩国统计厅近日发布的按广域市道划分的总和生育率（指一名育龄妇女在育龄期内预计生育的平均子女数）数据，令人触目惊心。虽然韩国超低生育率早已引发全世界担忧，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Claudia Goldin甚至精确指出“韩国的生育率为0.86人”（以2022年第一季度为基准），似乎已不足为奇，但仍有一个格外扎眼的地区——世宗市。今年第二季度末，世宗市总和生育率为0.94人。当然，这一水平仍高于同期韩国整体0.7人的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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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单独拎出世宗市来看，情况就不同了。与去年同期的1.19人相比减少了0.15人，首次跌入“0人段”。世宗市的总和生育率自2015年达到1.89人后便持续下滑，但截至今年第一季度（1.19人）仍勉强维持在“1人段”。如今却看不到任何反弹迹象。今年7月，世宗市新生儿数量为228人，比去年7月减少13人。曾被视为超低生育率国家韩国“最后堡垒”的世宗市，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因相当明确：就连世宗市的公务员也在回避结婚和生育。即便是拥有稳定工作的世宗市公务员，也将成本不菲的婚姻与生育视为沉重负担。恰好有一项醒目的统计可以佐证。根据韩国银行通过NICE公司收集的家庭负债数据分析结果，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人均负债最多的地区正是世宗市。该地区人均家庭负债为1.12亿韩元，高于首尔的1.06亿韩元。在住房抵押贷款占家庭负债大部分的情况下，房价更高的首尔反而不及世宗市负债多，这可谓一种讽刺。韩国银行解释称，这是由于当地公务员比例较高，样本群体多由经济水平相近的中产阶层构成，从而出现的一种统计“错觉”。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可以解读为：中产阶层家庭负债平均已达1亿韩元级别，因此中产阶层同样对结婚和生育心存顾虑。

Goldin教授曾表示，日本是拥有与产假和育儿假相关最佳政策之一的国家，而韩国在这一领域的政策并不逊色，且已出现一定成效。男性育儿休假者比例已从2019年的21.2%上升到去年的28.9%。虽然目前仍以大企业为主，但实施育儿期居家办公制或自动育儿休假制等制度的企业也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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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有这些对策，人口减少趋势仍然陡峭到令人担忧“人口悬崖”的程度。自2006年至2021年，政府在应对低生育率方面投入超过320万亿韩元，推出了各种对策，但在如今连中产阶层都对债务感到沉重负担的情况下，要扭转低生育率趋势恐怕并不容易。何况抚养子女本就被称为“吞金兽”。如今应当考虑拿出降低婚育中最大负担——居住成本的非常之策。精细制定房地产对策，防止房价飙升是最基本的。同时，扩大面向新生儿家庭的公共分配住房特别供应，以及增加以中型住房为主、面向育儿家庭并保障长期居住的租赁住房供应，也是可行路径之一。还需要将租赁住房的收入限制门槛降到最低，为家庭提供能够长期稳定进行生育和育儿的环境。国家债务已突破1100万亿韩元，此时提出这类政策或许会被批评为“民粹主义”，但在“人口悬崖”之下，如果国家走向消亡，又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人口悬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韩国也就失去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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