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田地区，因家长恶性投诉和学生恶语相向等教权侵害而诉苦的教师正在不断增加。近期，当地一名因教权侵害受害而选择极端方式的教师，仿佛成为导火索，使得那些一直“默默忍受”的教师们开始将受害事实公开化，这一氛围愈发明显。
据大田市教育厅下属Edu Healing Center等机构15日统计，今年1月至8月，以教权侵害为由提交的本地教师咨询申请共计264件。申请咨询的背景主要包括家长的过度要求或辱骂、在教育指导过程中遭遇学生的恶语等。
尤其考虑到同类咨询在2021年为55件、2022年为92件，今年在短短两年间咨询件数增加了4倍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本地受理的教权侵害咨询申请，从今年1月至6月的141件，在8月增至累计264件，短期内（7~8月）激增了123件；与去年上半年（24件）相比，咨询申请数量也出现了大幅增长。
2021年和2022年由于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影响，线下授课与线上授课交替进行，和今年进行简单对比可能存在局限。
但舆论指出，如果不把近期激增的教权侵害受害咨询件数仅仅视为“数字”，而是结合一线教师必须承受的精神痛苦不断加重的现实来看，问题的严重性相当突出。
本地教育界一位资深人士（前校长）表示：“得知教权侵害受害咨询件数大幅增加，感到十分震惊，也切身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教师申请受害咨询人数的增加，意味着教师在现场感受到的不适与精神痛苦正在加剧。”他对此深感惋惜。
这位资深人士还表示：“教育界不能把咨询件数的增加仅仅淹没在数字意义之中，而应把它当作抚慰教师受伤心灵的契机。如今‘教权坠落’已不再是新鲜话题，更加迫切的是，尽快建立起从根本上帮助教师怀着使命感专注本职教育工作的安全装置（制度改进）。”
也有观点认为，本地出现因教权侵害受害而选择极端方式的教师，这一事件也影响了近期教权侵害受害咨询的增加。在封闭的教育现场氛围中，即便是非公开渠道，过去教师也很难主动寻求咨询，但如今更积极地对外公开受害事实的氛围正在形成。
本地一所小学的一名教师表示：“近期本地内外不断传来的噩耗，让教师们在公愤、空虚和悲伤等复杂情绪中反复交织。对怀着使命感投入的教师工作而言，‘成就感’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必须保护自己的‘防御机制’日益增强。”
他接着说：“教师咨询申请的增加，与其说只是‘我很辛苦’的表达，不如说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必须把自己遭受的侵害以某种痕迹留在外部’的想法。过去还在想着再忍一忍、再撑一撑，但（在发生极端选择教师事件之后）如今则转变为‘我要先保护好自己’的想法，比以前更积极地向外界寻求帮助。”他说完流露出无奈之情。
另一方面，Edu Healing Center也为本地教师提供与教权侵害受害相关的法律咨询。今年截至8月，共进行了168件法律咨询，其中33件与实际法律支援团对接，落实了法律支援。
不过，据悉，最近在本地因教权侵害受害而做出极端选择的那名教师，并未申请过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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