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被逼到“死亡边缘”的教师人权,要求在学校现场重建“教权(教育权)”的呼声正在增强,但火花却飞向了莫名其妙的方向——打算把学生对教师的暴力以及家长的恶性“甲方作风”和无理投诉,记入学校生活记录簿。事实上,教育部在上月23日发布的“综合方案”中表示,将正式推进修改目前由7个市道教育厅实施的学生人权条例,使其朝着这一方向调整。
通常被称为“学生簿”“生记簿”的学校生活记录簿,是在1995年“5·31教育改革”中诞生的怪物。原本只有一页、包含班主任对学生朴素“品德评价”的生活记录簿,被大幅扩充。其目标是,使不仅学业成绩,连诚实性、勤勉性等都能进行主观评价。学生簿也是作为教育部管理的教育行政信息系统(NEIS)中永久保存的政府官方记录。只要缴纳手续费,随时都可以开具自己的学生簿记录,与户籍簿、家庭关系登记簿毫无二致。
生硬仿效美国制度的学生簿,可谓“万事皆记”。不仅具体科目成绩、名次,学生在校内外的生活一概列为记录对象。获奖、志愿服务活动的具体内容,细部能力和特长事项也要记录。以“阅读”为基础的深度探究活动也不例外,这意味着连读后感的教师主观评价也会被写进记录。甚至连学生的“未来志向”也必须填写。
小学和初中的学生簿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用途,但高中则完全不同。内容庞杂到堪称一部关于学校生活的“评传”的高中学生簿,已成为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决定性评价要素,尤其是在以校内成绩为依据的“随时招生”中更是如此。甚至还出现了要把学生簿记录逐条拆解审查的“学生簿综合选拔方式”。这本是一次旨在打破仅凭带有运气成分的可怜考试分数来判定录取与否的“陈旧方式”,并将“平时实力”细致反映在评价中的划时代尝试,但也有意见指出,其弊端大于利处。
这样的生记簿开始被用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成了根除已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校园暴力(学暴)的“绝妙手段”。自2012年起,依据《预防并对学校暴力进行对策的法律》第17条,对加害学生所采取的处分措施开始被记入其学生簿。于是,生记簿俨然成了确认学生是否参与学暴的“红字烙印”。今年4月起,又开始实施“综合对策”,限制随意删除学生簿中的学暴记录。
通过学生簿记录,校园暴力究竟减少了多少,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学暴记录无疑让教师陷入了尴尬境地。如今教师已沦为记录、管理学生不良行为和越轨行为的“法院实务人员”。在家长看来,教师不再是连影子都不该踩到的“恩师”,反而成了守在地狱之门前,随时准备给自己孩子刻上“红字烙印”的“审判官”。
在教权崩塌争议的逼迫下陷入困境的教育部,再次试图从学生簿中寻找出路。究竟能否通过学生簿记录挽回教权,尚不明朗,但必须不折不扣记录学生不良行为的教师处境,只会变得更加窘迫。
Lee Deokhwan 西江大学名誉教授(化学·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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