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师霸凌到军队、职场
从“榜样”沦为“服务”
“亟需重塑社会价值观”
“请把我们孩子安排在这个座位。 ”“能不能帮我们孩子喂药？”“你知道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是为了受这种对待的吗？”“跟我们孩子说话别大声，请好好劝一劝他。”……
上月3日，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公开的教师案例汇编中，记录了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大量“霸凌式语言”。以上月“瑞草小学事件”为契机，一些家长对孩子表现出的扭曲的爱开始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此后，教师在日常中遭遇的种种苦衷被一一揭开，甚至被视为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即将在本月4日，也就是瑞草小学教师去世第49天，教师们将聚集到广场上，这也是上述问题意识集中爆发的结果。
尤其是最近，这种现象已经超出校园，延伸到军队和公司等领域，孩子即便成年后，父母仍在持续过度保护。比如有家长联系入伍子女所在部队，提出“请让他不要参加训练”“孩子身体弱，请多照顾，让他好好吃饭”等要求。
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热情和爱并非今日才有。然而，近来这种欲望之所以演变为对特定对象的要求、命令乃至暴力，有舆论将原因归结为“关系的服务化”。过去，家长把教师视为孩子应当效法的榜样；而如今，由于把公立教育视为付费购买的服务，导致原有的力量平衡被打破。
师生关系变成“交易”，公立教育变成“服务”
在过去的韩国社会，教师更接近于“师范”。他们不仅是传授知识的人，更意味着足以为师的楷模和榜样。直到现代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教师既要教授知识，也要教导生活习惯和道德观念，是孩子效仿的对象。教师并非单纯提供知识的工具，而是孩子在学校这一空间中需要与之交往的一种关系。
然而最近，曾被视为禁区的教师领域开始被打破。学校不再是学习知识和品格的多元空间，而变成与补习班功能几乎无异、提供教育服务的场所。过去尊重教师并把孩子托付给教师的家长，如今开始向教师提出“服务”要求。
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被商品化、交易化的人际关系。部分家长认为，用自己的钱（税金、教育费等）与教师的教育活动进行对价交换，就理所当然可以享有在市场上被认为与之相称程度的权利。忠南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全宇泳表示：“这与我们社会开始把所有人际关系视作某种交易的倾向相互交织”，“以学校为例，家长会把送孩子上学视为‘用我付出的钱来获取为我孩子提供知识的服务’。”他解释称，家长“往往认为自己是拥有更大权力的一方，并把这种权力视为自己理所当然应当享有的权利”。
其根基中潜藏着被扭曲的资本主义属性。父母越觉得自己在教育上投入的成本高，要求权利的意识就越强。实际上，每户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正逐年稳步增加。根据统计厅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今年收入处于后20%的第一五分位家庭，今年第一季度月均教育支出为3.4282万韩元，比一年前增加8898韩元（35.1%）。这意味着即便家庭收支赤字，也无法削减教育支出。对课外辅导过度投资的父母，已经发展到在公立教育领域也强烈主张权利的地步。他们认为，既然自己缴纳了税金，就可以在公立教育中同样主张权利。
叠加疫情，教育环境愈发冷漠
对教师提出过度权利要求的现象，在新冠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剧。2021年至2023年这3年间，曾令社会几乎停摆的新冠疫情，使人们意识到公立教育完全可以被替代。一位要求匿名的家长坦言：“经历疫情后，我发现孩子其实不一定非要去学校上课，即使不与老师当面接触，也可以接受教育。”
与此同时，教育界日益重视学生人权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让社会对教师人权变得漠不关心。淑明女子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宋基昌表示：“过去权力更多掌握在教师手中（而不是家长和学生），家长也拿教师没办法；但现在教师成了家长觉得可以轻易‘动手’的对象”，“于是家长对教师进行各种‘霸凌式’行为，成为教师权威坍塌的契机。”在把教师视为对等存在的认知基础上，如果认为教育活动这一服务没有与自己的权利相匹配地提供，家长就会更容易向教师提出抗议。
社交媒体的发展在拉近家长与教师沟通距离的同时，也让权利要求变得更加容易。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家长可以与教师建立群聊，昼夜不停地发送短信、打电话，直接沟通的频率显著增加。连接家庭与学校的社交媒体沟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但在部分情况下，又演变为无节制的短信、电话等攻击，使教师的疲惫感大大增强。
中央大学媒体传播学系教授成东圭表示：“数字民主反而在迅速破坏隐私和既有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出现了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等群体过度行使权利的情况”，“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期现象。”
能摆脱“权利成瘾”吗
陷入“权利成瘾”的父母，会越出学校边界，在整个社会通过孩子来彰显自己的权利。典型案例是家长通过个人聊天软件联系入伍子女所在部队的上级，打听子女一举一动。此外，在企业中，家长亲自联系公司，询问子女在入职面试中被淘汰的原因，甚至代替子女提交辞职信，这类事情在我们身边也时有发生。
只要仍有人只用交易的视角看待人际关系，那么即便子女走出教室，迈向社会，父母通过扭曲的爱来表达自我权利的案例仍可能不断出现。因此，有观点指出，要解决这类问题，不仅需要社会各群体在制度上进行补充完善，还需要在社会层面展开认知上的讨论。整个社会都应当开始认真思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最终，有声音认为，需要对“何谓人之为人”进行反思。全教授表示：“把人际关系看成以交易为导向，并非全然不好”，“但如果这种（交易导向的）价值观支配整个社会，并将其他价值全部压倒，人性就会消失。”他还说，“只要社会成员能够共享这种价值观会带来什么副作用、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问题，那么价值观就有可能改变。但如果不就‘什么样的共同体才是安全而幸福的共同体，我们应当走向何方’展开严肃讨论，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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