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6.82人居世界第一 面临粮食短缺
引发战争的“人口压力”与“马尔萨斯陷阱”威胁
内战频发的高生育社会 政局动荡长期化
非洲尼日尔爆发的军方叛乱,其余波正向全世界扩散。作为欧盟主要铀进口国的尼日尔,其亲西方政权在倒台后,新上台的军方政变势力切断了对西方的铀出口通道,并开始采取亲俄路线,外界甚至提出西方国家可能进行军事干预的说法。
但也有观点指出,自从1960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以来,尼日尔已发生过无数次军事叛乱,即便西方进行军事干预,也只会引发新一轮军事政变。原因在于,作为非洲最贫困国家之一,又在当下创下全球第一的出生率纪录,尼日尔严重的人口压力根本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得到解决。
和担忧因低生育率而走向“国家消失”的韩国一样,处于“高生育”社会的尼日尔同样苦不堪言。本期我们就从当前与韩国情况完全相反、在人口高速增长中反复经历政局动荡的非洲国家入手,看看它们面临的人口压力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战争史。
◆新闻(News):尼日尔政变背后的真正推手,世界第一“出生率”
据法新社报道,主导尼日尔军事政变的总统卫队长 Abdourahmane Tiani 当地时间本月2日发表讲话,直接驳回国际社会要求其停止政变的劝告。他表示,“我们不会向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威胁屈服”,“拒绝一切对尼日尔内政的干涉”。
他于上月26日推翻并软禁了亲西方路线的总统 Mohamed Bazoum,自称国家元首并宣布掌权。在尼日尔当地,还出现了欢迎其掌权的大规模示威人群画面。西方国家则纷纷撤离当地侨民,对政局长期动荡的忧虑不断升温。
单从表面看,曾任总统卫队长的 Tiani 似乎是出于个人权力欲发动政变,但在自1960年独立以来大小政变不断的尼日尔,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正被视为政变的真正根源,那就是人口问题。
据法国国际新闻频道 France 24 报道,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年全球生育率统计中,尼日尔的总和生育率达到6.82人,位居世界第一。1960年独立之初,尼日尔人口尚不足500万,如今已超过2700万。在60多年间,人口激增逾5倍。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超过目前的两倍,达到5000万以上。
人口相对经济增长过快膨胀,导致贫困率持续攀升。2015年贫困人口比例约为总人口的13%,到去年已超过20%。在教育和社会福利之前,连维持生存所需的基本粮食和饮用水都严重短缺。生存竞争愈发激烈,最终形成一种不得不持续发生内战的结构性局面。
◆历史(History)1:屡屡引发战争的“人口压力”与“马尔萨斯陷阱”
事实上,尼日尔如今因人口压力而出现的社会问题,放在任何时代都足以引发战争。尤其在剩余生产力不足、技术发展高度停滞的古代和中世纪,一旦人口增长超过社会的供养能力,往往就会进入社会混乱与内战时期。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将这一时期称为“乱世”,西方则常用“动荡期(Turbulent period)”来形容。
因《三国志》的流行而被视为乱世象征的中国三国时代,也被认为是人口激增的时期。东汉建立于公元25年前后,当时中国人口约为3000万;到了《三国志》第一章所记黄巾起义爆发前夕的公元180年,人口被推算为5000万至6000万左右。短短150多年间,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粮食和资源严重短缺,由此引发了宣告乱世开启的农民起义。
13世纪横跨欧亚大陆建立大帝国的蒙古帝国,则以对敌方都城和城市制造人为“人口压(人口壓)”而使城池不战自溃的战术而闻名。由擅长野战、却不利于攻城的骑兵组成的蒙古军,在野外反复击溃敌军后,故意引导城外居民撤入城内;当敌方城墙及主要防御设施一带人口密度过高时,蒙古军便立刻实施包围战,迅速消耗其粮食,从而攻城取胜。
就这样,在近代以前,人口激增往往直接导致内战与战争,当时过度的人口增长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之恶。将这一现象理论化的人,正是以“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 Trap)”一词而闻名的学者 Thomas Malthus。他在1798年的著作《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主张,国家必须通过强有力的人口抑制政策来维持人口与供养能力的平衡。
他认为,粮食资源的生产只能呈算术级数、有限度地增长,而人口却会呈几何级数激增,因此为了国家存续,政府必须出面调控人口。他尤其强调,应当对无法创造国富、只会消耗资源的低收入阶层更积极地推行计划生育,强力抑制生育。
他的理论后来为两次世界大战中发动战争的主要当事国德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战争理由,即通过夺取他国领土、扩大国民生活空间以摆脱人口压力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政策。
◆历史(History)2:一战与二战的名义——“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Lebensraum)字面意思就是“生存区域”。这是近代德国提出的一套殖民主义逻辑。简而言之,当人口激增导致社会人口压力升高时,就应通过战争占领他国领土,推行大规模移民和殖民政策。这种暴力逻辑认为,大幅扩大国民的生存区域是政府的基本使命。
这一理论由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 Friedrich Ratzel 和 Karl Haushofer 等人系统化。当时风靡全球的达尔文进化论被歪曲为优生学(eugenics)理论,按照这种思路,早期“生存空间”学说成为德国对外殖民政策的基础,主张占领发展程度落后于欧洲的非洲、亚洲国家,将其变为殖民地。
这一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逐渐成为德国政府发动战争的重要名义。尤其是纳粹德国领袖 Adolf Hitler 在其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依据“生存空间”学说声称必须为德国民族争取生存权,从东欧到整个俄罗斯地区都要加以控制。
然而,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在战争初期反而占领了大量领土,却发现缺乏足够人口去这些地区定居。于是,纳粹德国以“必须增加纯正雅利安人种人口”为由,建立了一种像工厂般“生产婴儿”的机构——“生命之泉(Lebensborn)”收容设施。
分布在欧洲各被占领地区的“生命之泉”,会强行绑架当地拥有金发、蓝眼等被纳粹德国认定为雅利安人特征的女性,使其怀孕,人为制造后代。战后证实,在这些设施中,纳粹党卫军军官的大量性暴力行为层出不穷。
◆启示(Implication):高生育社会的困境不亚于低生育
这些与人口政策纠缠在一起的惨痛历史,充分表明各国长期以来是如何通过人为人口政策追求所谓“适度人口”,却不断牺牲国民的。
如今,韩国因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而大力鼓励结婚与生育,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韩国仍以摆脱人口压力和“马尔萨斯陷阱”为名,实施了极为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全球范围看,韩国和日本的计划生育在极短时间内取得了惊人效果,但反过来也被视为将两国推入当下低生育陷阱的最大推手,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
然而,对于因高生育率而政局长期不稳的非洲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低生育反而令人羡慕。只有当生活相对稳定的中老年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政局动荡才有可能平息。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结构呈典型的传统金字塔型,超过一半人口不足15岁;在就业岗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大量青年不是拿起枪加入内战,就是投身于地方恐怖组织。这也说明,高生育带来的社会问题丝毫不逊于低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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