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给法官检察官看的医生群体说明书
自1997年以来,引发我国医疗界几次超大型“板块移动”的,并非保健福祉部,而是检察官和法官。今年又连续发生了两起足以再度撼动医疗版图的司法事件。
把时间拨回到1997年12月,首尔市立铜雀医院(俗称“紫霞梅医院”)重症监护室里,一名脑出血丈夫在住院治疗,医生应妻子恳求为其办理出院并拔除呼吸机。对此,首尔南部地方法院判处该名医生犯有帮助杀人罪并执行实刑。从那天起,国内所有医院中,由医生主动为患者拔除“无意义呼吸机”的惯例瞬间、并且是永远地消失了。其副作用是,即便是毫无复苏希望的患者,在死亡前也无法离开重症监护室。2008年,延世大学世福兰斯医院一位成为植物人的金姓老奶奶家属也提出撤除呼吸机的请求,但在最高法院作出“可以拔除”的判决之前,医生们始终“铜墙铁壁”般拒绝。
2017年12月,梨花女子大学木洞医院4名新生儿突然死亡,检方随即逮捕了包括小儿青少年科教授在内的3人。虽然此后全部被最终判定无罪,但亲眼看到戴着手铐的教授的年轻医生们,从那天起开始回避儿科。2018年全国儿科住院医师报名率为113%,而今年却暴跌至25%。从培训周期为4年的今年起,儿科专科医生的产出将开始明显缩水。
如果对医学上自认为没有问题的医疗行为动用刑事司法进行刺激,医生群体要么放弃该类医疗行为(如紫霞梅医院重症监护室),要么干脆成建制地回避整个科室(如梨花木洞医院儿科)。由于医疗行为高度标准化,医生们会害怕地想:“如果我遇到同样情况,那家医院的判决也会套用在我身上。”而这些心生恐惧的高风险必需科室医生,还可以选择高收益的非医保诊疗作为安稳的“避风港”。正因如此,对紫霞梅医院实习医生、梨花木洞医院儿科教授个人的司法处理,才在整个医疗界掀起了“海啸”。
再把时间拨回今年,3月发生了与“大邱17岁外伤患者‘急诊室来回转诊’事件”相关的大邱法蒂玛医院急诊医学科住院医师被立案为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这一次同样出现了“出逃潮”。大韩急诊医学医师会转述称,伴随着“把不具备收治条件的患者拒收这一医学判断妖魔化为犯罪,是一场猎巫行动”的强烈反弹,已经出现住院医师中途放弃培训的案例。
近期,针对一例新生儿脑性瘫痪事件,水原地方法院平泽支院判决涉事产科医院赔偿12亿韩元。判决认为,孕妇在晚上11点30分感觉异常来到医院,主治医生却只让护士进行急诊检查,自己直到凌晨1点12分才到场,期间发生了事故,因此应当承担责任。根据大韩产妇科开业医师协会的资料,直到2021年,国内与分娩相关的最高损害赔偿额为5.5亿韩元,如今一下子跃升到12亿韩元。该判决势必会加速分娩产科的停业潮。
大邱和平泽这两起事件目前责任尚未最终确定。前者仍在侦查中,后者尚有二审。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在医疗诉讼中医生一方处于压倒性有利地位。侦查机关和司法部门如果确认医生存在过失,必须严肃追责,为弱势患者伸张冤屈。与此同时,也恳请一并考虑到,对个案的惩处有时会引发足以改变整个医疗体系的连锁反应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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