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数字90%]⑦“国会议员不是精英而是公民代表……‘连任次数·年龄’有什么关系？”

by Oh Jooyean

Published 24 Jul.2023 09:24(KST)

Updated 24 Jul.2023 10:41(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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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特权”…没有助理的五届议员，徒步上班的常任委员会主席
坐经济舱、步行上班的国会议员
瑞典每10人中有8人“信任政治” vs 韩国有一半“表示不信任”

沿着与瑞典议会大厦相连的通道走去，可以看到两侧密密麻麻排着349间办公室的门。这是隶属于8个政党的349名国会议员办公的空间，与韩国的国会议员会馆相似。每间办公室狭小到只要双臂一伸就几乎被占满，一个人工作都显得局促，无论是初次当选还是多次连任都没有例外。这与韩国国会议员会馆为议员设置独立办公室、助理办公区和接待室，并且还扩建了第二议员会馆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以“工作中的国会”著称的瑞典，国会议员并不单独聘用个人助理，而是由各政党领取补助金后向助理支付薪酬，以此支持议政活动。国会议员上下班时也多利用自行车或步行出行，因为他们既没有配备司机，也没有公车可供使用。在游客熙来攘往的议会大厦附近，遇到“步行议员”是十分常见的事。出国出差时，议员乘坐的也不是“商务舱”，而是“经济舱”。瑞典有八成民众信任政治，相反，韩国则有八成民众表示不信任国会。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对政治截然不同的认知差异源自“国会议员特权”。

照片为瑞典议员们办公的议员办公室。这里是只有议员本人可以就座的小空间，一名个人助理都没有。

照片=社民党议员 Olle Thorell 在自己的议员办公室里张开双臂热情迎接来访者。虽然他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已五次当选、是五届议员，但从接电话、安排日程，到接待访客、引导说明，全都由他一人负责。

没有助理的瑞典，国会议员亲自接待访客

根据瑞典的《为国会议员工作提供政党支持法（议员支持法）》，其中明确规定：“所谓政治助理，是指在政党办公室工作的人员，每名国会议员可获得相当于一名政治助理的预算支持。”这里所说的获得预算支持，并不等同于“必须聘用1名助理”，因此议员只有在需要立法支持时，才会寻求所属政党的政策助理协助开展立法活动。这与韩国国会形成对照：韩国每个议员办公室最多可聘用9名个人助理，如担任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还可以追加聘用。

身为五届议员的社会民主党议员Olle Thorell，不仅亲自接待来访者，还亲自安排采访日程，并将自己的议政活动上传至社交媒体（SNS）与支持者分享。仅为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报告议政活动等内容而拍摄上传的视频就超过2500个，全部由Olle议员亲自拍摄、剪辑并上传。

Olle议员表示：“在其他国家，人们往往把国会议员视为‘政治精英’或‘特权阶层’，但在瑞典，我们认为349名国会议员是代表整个瑞典社会的群体。”“他们原本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有清洁工、司机、医生、教师等。”他接着强调：“我们作为代表各阶层的代理人，要思考应当如何制定各类法案；在必要时，会委托专家，借助行政方面的协助来解决问题。”

照片显示社会民主党五届议员 Olle Thorell 正在介绍由他亲自制作的宣传品。身为五届议员的 Olle 没有个人助理，连选举宣传材料也都是他自己完成。

瑞典议员如何通勤……在成本与时间中选最合适方式

瑞典在国会议员的通勤方式上同样剥离了特权。议员要么自己开私家车，要么乘坐地铁、公交、自行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最常见的方式则是步行。既要便宜，又要环保，还要快捷、安全。在瑞典政界，能常态化使用公务用车的人只有首相一人。

对于居住在远离议会大厦所在城市斯德哥尔摩的议员，国家会提供住宿，面积大致相当于一间单身公寓。如果议员的配偶或家人一同居住在这处公寓内，则必须支付一半房租，因为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只能用于国会议员本人。2011年曾发生过一名议员与同居人共同居住却全额领取住房补贴，最终被迫辞职的案例。

获得住宿支持的议员大多步行前往国会。如果需要从距离国会较远的地方通勤，则在自费的前提下使用私家车。

照片显示，瑞典民主党议员 Tobias Andersson 今年27岁，但已第二次当选国会议员，担任国会产业创新委员会主席。这与以资历和年龄为中心选拔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的本国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瑞典民主党连任议员、同时担任国会产业创新委员会委员长的Tobias Andersson议员，也是一名“步行族”。他在斯德哥尔摩议会大厦内的议员会馆接受《亚洲经济》采访时表示：“原本因公务出行会报销交通费等，但自从担任产业委员会委员长后，我获得了公寓支持，现在住处距离国会在步行范围内，所以上下班都走路，大约走20分钟。”他接着说：“在其他国家，国会议员被视为重要人物（因此享有特权等各种待遇），情况可能不同，但在瑞典，国会议员也只是（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工作的人。”

出生于1996年、今年27岁的瑞典民主党议员Tobias，从2018年（22岁）起就佩戴上了“金色议员徽章”，成为连任议员。他16岁开始参与政党活动，18岁的2014年当选为瑞典民主党市议员，19岁时出任瑞典民主党青年联合会（SDU）主席。二十多岁出头，他的从政经历已长达11年，还曾被评为“瑞典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人”之一。

因此，Tobias议员担任产业创新委员会委员长、出任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在瑞典政界并不是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他表示：“瑞典议员的平均年龄在40多岁，近年来青年政治人物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与韩国以议员届数和年龄为核心标准选拔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的做法截然不同。Tobias议员说：“虽然我在较年轻的年纪就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正因为获得了党内信任，才得以出任国会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瑞典的常任委员会是通过政党协商决定的，在完成席位分配后，各党会以专业性为标准选出人选。”他笑着补充道：“我将于今年8月以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访问韩国，届时如果大家发现我是代表人物，可能会感到很惊讶。”

照片为瑞典民主党连任议员、国会产业创新委员会委员长 Tobias Andersson 议员的办公室。由于他是国会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面积比其他议员更大，但这里同样没有配备个人助理。

韩—瑞典：国会信任度20% vs 63%，政治信任度56% vs 85%

取消特权的瑞典政治，换来了民众的信任。与韩国国内把政治人物视为“精英集团”的看法不同，在瑞典采访到的议员们都将议会形容为“汇聚了代表瑞典社会各界人士的场所”。这正是国会信任度高达63%、政治信任度高达85%的原因所在。

根据每5年进行一次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截至2022年，针对韩国受访者“是否信任国会”的提问，仅有20.7%的人作出积极回答（非常信任2.2%、比较信任18.5%），而作出消极回答的比例高达79.3%。在消极回答中，“完全不信任”的比例为27.0%，远远超过了所有积极回答比例之和。相反，在瑞典，每10人中约有6人，即63.3%（非常信任9.0%、比较信任54.3%）给出了积极回答，消极回答比例仅为34.4%。

在“政治信任度”方面，两国差距更大。韩国受访者中有56.6%表示信任本国政治，而瑞典则有85.8%对本国政治表示信任，作出消极回答的比例仅为13.7%。回想在韩国，对政治作出消极评价的比例高达43.5%，就能清楚看出两国在看待“政治”这一概念上的巨大差异。丹麦的国会信任度也达到46.3%，政治信任度更是高达87.6%，与韩国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