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结婚却被经济困难绊住脚
生育、育儿环境艰难成结婚敬而远之因素
应先诊断低生育率成因 再系统检视对策

[不婚时代]那个男人、那个女人不得不选择不婚的理由 View original image
编者按在这个结婚不再被视为人生必选项的时代,遇到选择不婚的人已不再陌生。是谁、又为何选择不婚?圍绕不婚的社会有色眼镜是一种问题,把不婚视为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的模糊目光同样存在。本文试图剖析所谓“不婚生活”的光明与阴影。

有些人是因为不同意婚姻制度而主动选择不婚,但也有不少人由于个人所处环境和各种原因,无法结婚或对结婚心存排斥。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位地方公务员九级男性A某的工资条,引发热议。工资条上显示,A某的实际到手收入为197万韩元。虽然总报酬为271.7万韩元,但扣除约70万韩元的税金等项目后,真正拿到手的金额大幅缩水。


再扣除房租、电费等各类公共事业费、手机费和养老金储蓄等支出后,A某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额仅有50万韩元。A某表示:“即使夫妻双方都工作,生活也不会轻松,所以对结婚感到犹豫。”A某的吐槽虽是出现在呼吁提高公务员工资的语境中,却也折射出仅凭劳动所得难以结婚的当下现实。


青年即便想结婚却难以如愿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困难。仅靠收入很难解决“购房置业”等居住问题,即便通过贷款买房,

今后要一点点偿还贷款也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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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in Trend Monitor针对1000名成年男女开展的“结婚与生育相关认知调查”显示,在现实中使结婚变得困难的障碍中,“筹备住房困难”(57.0%,可多选)和“经济状况不宽裕”(41.4%)等因素占比较高。另外,全部受访者中每10人就有9人(89.6%)认为“在我国,没有钱就很难结婚”。


对女性而言,由结婚和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以及育儿负担尤其沉重。要求匿名的30多岁李某表示,即使想结婚,也对公司不乐见员工休育儿假、甚至根本难以休育儿假的职场文化感到不公。她在广告营销行业工作。


李某吐露心声称:“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想要孩子的人,所以在选择跳槽公司时,会考虑那里能否休育儿假、生了孩子后是否还能继续积累职业经历。但查看营销广告相关公司的福利制度时,很难找到‘育儿假’这样的字眼。”


每逢节假日在网上掀起热议的“家庭关系带来的疲惫感”话题,也是让人难以轻易做出结婚决定的又一原因。


李某表示:“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担心双方家庭之间会不会有合不来的地方。过去当然也有与家庭有关的问题,但说实话,现在会忍不住想到:有必要非得这样辛苦地去结婚吗?因为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为了让婚事成行已经要克服太多困难,我恐怕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承受更大的困难。”


“要求巨大牺牲的婚姻文化……最终导致低生育率”

作家Kwon Kidung在其著作《黑色韩国》中,对青年不婚率上升的现象作出判断,认为“我国的婚姻文化和家庭文化,相比一个人生活,要求付出过于巨大的牺牲”。


为了筹备住房费用而推迟结婚的青年一代,在结婚之后,也因为子女教育费用负担、法定退休年龄等对老年生活的忧虑,而难以规划多子女家庭,Kwon Kidung作家如此解释。


Kwon Kidung表示:“随着结婚意味着要牺牲的东西越来越多,推迟结婚或选择不婚的人口也在逐渐增加,这一趋势最终会导致低生育率。”


图片由联合新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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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作为国家最紧迫课题之一的低生育率问题,政府出台了多种政策。总统直属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决定,将多子女家庭的扶持标准从3个子女扩大到2个子女等,以此增加支持力度。此外,还公布了引入外国家政服务员制度的计划,以减轻育儿和家务负担。


然而,这些对策能否成为遏制青年群体“恐婚”“避婚”现象的根本办法,仍然存疑。要求匿名的不婚族、30多岁Kook某表示:“把政策重点放在生育率上,本身就本末倒置。与其一味想办法以低价引进外国家政服务员,不如先营造一个让我能够亲自抚养自己孩子的良好环境,这才是优先事项吧?”


Kook某说:“妹妹预定在今年8月生二胎,不久就要辞职。与其如此,不如先从营造一种可以放心休产假、育儿假的职场氛围做起,打造一个无需看人脸色就能生孩子的环境,这才是当务之急。”



Kwon Kidung指出,投入数万亿韩元的低生育对策未能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在于,“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是把焦点放在过程的最后一环——低生育本身”,“在不去深究低生育为何产生的情况下,只是一味执着于提高生育率本身。这样下去,就算不是投入80万亿,而是投入800万亿,也很难摆脱原地踏步的局面”。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翻译技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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