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高中体育教练也适用金英兰法”
退休后收钱也可追究退休前约定的责任
只有“约定给付”金额具体确定时才能追缴
韩国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指导高中运动队的体育教练也属于适用《禁止不正当请托及金品等收受法》（简称“禁止请托法”）的“公职人员等”。
据法律界16日消息，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审判长 O Seokjun 大法官）维持了原审对因违反禁止请托法被起诉的体育教练A某和B某各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2年的有罪判决。
但合议庭撤销了对A某的追缴命令。理由是，A某在C高中担任体育教练期间，与B某约定收受金钱，并在辞去教练职务后收款，而在约定收钱时并未明确具体金额，因追缴以可没收为前提，金额未被特定，无法进行追缴。
A某于2008年被公立学校C高中以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教育公务职人员（竞技指导员）身份录用，从事体育教练工作。
2017年8月，在同一学校担任课后辅导讲师的后辈B某向其表示，“课后课程即将被废止，将失去工作”。于是A某提出，自己将辞去竞技指导员一职，由B某应聘接任，作为交换条件，要求B某在一年内每月支付400万韩元生活费。
此后，A某于2017年12月辞职，一个月后B某被聘为接任者。B某在一年内每月向A某账户汇入300万至400万韩元不等，共计向A某支付4680万韩元。
被诉至法庭的A某和B某辩称，学校运动队指导者不能视为属于禁止请托法适用对象中的“公职人员等”。即便纳入公职人员范畴，A某收钱的时间是在离开公职之后，因此不存在问题。
但一审法院认为，学校运动队指导者既然是依据《学校体育振兴法》被任用，即属禁止请托法的适用对象，而且双方约定收受金品是在A某离职之前达成，因此构成违反禁止请托法罪。
一审法院判处A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2年，并命令追缴4680万韩元；同时判处B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2年。二审亦作出相同刑罚判决。
最高法院同样认为，下级审法院的上述判断并无不当。
合议庭指出：“禁止请托法将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工纳入‘公职人员等’，并列举了依据《初中等教育法》设立的各级学校作为其中之一。禁止请托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学校除教师外，还配备学校运营所需的行政职员等工作人员；同条第4款将教师和工作人员统称为‘教职员工’；第20条第5款规定，行政职员等工作人员依照法令规定，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及其他事务。”
合议庭接着表示：“另一方面，《学校体育振兴法》第2条第2项将《初中等教育法》第2条规定的学校纳入‘学校’的范围，同条第6项将‘学校运动队指导者’定义为‘隶属于学校，对学校运动队进行指导和监督的人’。综合这些法律规定可知，《学校体育振兴法》所规定的‘学校运动队指导者’中，在高中工作的人员属于《初中等教育法》所规定的‘工作人员’，不能仅因主管机关教育监不将‘学校运动队指导者’纳入教育公务职人员编制加以管理，就作出不同认定。”
合议庭最终认定：“综上，高中学校运动队指导者属于禁止请托法第2条第2项丁目所规定的‘各级学校教职员工’。原审基于上述趣旨，认定被告人A属于禁止请托法第2条第2项所规定的‘公职人员等’，是正当的。”
不过，最高法院撤销了对A某的追缴命令。
根据最高法院判例，公职人员若约定收受金品并在退休后实际收取，只有在约定时明确了金额，方可进行追缴；而A某与B某达成合意时，并未明确约定“将支付多少”，金额无法特定，因此不能追缴。
合议庭援引了以往关于受贿罪的判例称：“没收针对的是特定的物品，追缴则以本可没收为前提；如果用于行贿的金品未被特定，则既不能没收，也不能追缴其价额。”
合议庭指出：“对于被告人A某，仅能成立因金品等约定而构成的违反禁止请托法罪。根据原审判决理由，在被告人约定金钱收受时，拟收受的金钱并未被特定，因而无法没收，也就不能追缴其价额。原审维持一审对被告人A某追缴4680万韩元的判决，属于对追缴相关法律适用错误，已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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