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动视角]人类直面“风险社会” 亟需团结合作的智慧
产业增长带来新风险
亟需构建信任而非对立与冲突
世界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这一核心概念来刻画现代性。他提出的概念在跨入20世纪末之际,与安东尼·吉登斯广为人知的理论一道,扩展为“反思的现代化”“第二现代性”等命题,为学界提供了具有争议性的课题和深入反思的契机。
贝克的理论可概括如下:人类一直在朝着减少各种“危险”(danger)的方向改善环境,但为了降低这些危险而发明出来的种种成果,却又制造出新的“风险”(risk)。尤其是工业和技术的飞跃式发展,进一步放大了各种风险。“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正是聚焦于这样一种现象:社会不得不把降低这些新型风险置于首要位置。
人类勉强支撑着向前走,但随着岁月流逝,极端异常气候日益加剧,金融危机周期不断缩短,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与战争以及大流行病等问题,让人类愈发不安。正走向最坏局面的气候危机、持续一年以上的乌克兰战争、高物价与急剧加息、全球供应链崩溃等问题,多得难以一一列举。
韩国的处境更不乐观。去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78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垫底。从2013年起就一直排名最后。按目前趋势推算,到2025年将降至0.61人。在牵引未来发展的世代动力不断衰减的同时,每10万人口自杀率和老年贫困率却处于最高水平。
在经济低增长与全球基准利率上调基调的叠加影响下,经济犹如行走在薄冰之上。政府虽然出手较晚,但去年第四季度家庭实际收入已在一年间减少了1.1%,市中银行新增逾期率平均达到0.09%,翻了一倍多。在脆弱阶层危机已经显现的情况下,考虑到乌克兰战局、美国的加息基调、全球粮食危机的前兆等因素,要消除不安情绪并不容易。
巧合的是,就连本应成为最后防线的政治,也在风险之上叠加了更多不确定性。总统办公室和执政党一味与前任政府的政策对立,延续所谓“修辞政治”,对已经暴露的风险则事后匆忙拿出尚不成熟的经济、福利、劳动对策,反而助长了不信任。在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进行的安全外交,以及为不被挤出全球供应链中心而展开的经济外交方面,也看不出像样的成果。
更有甚者,围绕“公正”和“正义”的冲突,反而在价值层面上煽动了更多混乱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引发不安,而极度不安往往会侵蚀信任。一旦信任被破坏,任何针对风险的应对措施都难以有效运转。事实上,国际调查机构“世界价值观调查”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的社会资本已处于岌岌可危的水平。对于“是否一般信任他人”的提问,仅有32.9%的人表示信任,处于新西兰、德国、美国、日本之后的低位行列;对政府、议会、媒体的信任度也分别只有12.9%、14.2%、13.7%。
于2015年去世的贝克曾提出,以“团结”和“合作”的智慧作为走出风险社会的解决方案,即个人与个人的团结、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都不可或缺。他在2014年访问韩国时还曾强调:“一旦政府失去信任,政治体制就会遭到怀疑,从而使风险成倍增加。必须先重建信任,然后再寻找具体方法。”在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风险潜伏、对立与冲突已然日常化的当下,这番忠告值得我们重新咀嚼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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