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辞职吗？”和爸爸妈妈坐在同一辆车上的稚嫩女儿像撒娇般突然抛出这句话。几秒钟尴尬的沉默之后，妈妈反问：“你刚才说什么？”女儿自言自语般嘟囔：“明明听见了还装作没听见……”
这是郑朱里导演的电影《下一位昭熙》中的一个场景。该片是韩国电影中首部作为去年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闭幕片放映的作品。职业高中高三学生昭熙，在那天自杀未遂后，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她实在说不出口是因为工作太辛苦，只能拿醉酒当借口。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吐露心声，家境困难的父母却强作轻描淡写地听过就算了。
无论是学校老师、职场上司，还是父母，昭熙周围的任何一个大人，都只是逼迫昭熙、逼迫无数个昭熙，在学生身份这一人权保护与守法的盲区里，被当作廉价劳动力耗尽，只是一味要求她们“撑下去”“做出更大业绩”。
孩子拼尽全力发出了求救信号，但信号无人接收，救援最终以失败告终。她主修宠物照护，却被派去呼叫中心实习，在情绪劳动和工资剥削中备受折磨，最终选择自杀。企业和学校、雇佣劳动部与教育厅却只盯着就业率、业绩和激励奖金，一口咬定“这就是现实”“没办法”，拒绝承担责任.
刑警Oh Yujin在调查昭熙之死的过程中，面对不负责任的负责人、糟糕透顶的企业以及无能的国家制度，愤懑不已，直言不讳地向这个“无可奈何”的韩国社会发出犀利控诉：“要是做辛苦的工作能得到尊重就好了，可偏偏因为做那种工作反而更被看不起。谁都不在乎。”在那段如同遗书般留下的手机视频里，昭熙不计任何回报，全身心投入地起舞，焕发着活力与热情。她的舞姿在大银幕上持续了几分钟，胸口一阵发闷。连痛快宣泄的眼泪都显得像是一种奢侈。
电影《下一位昭熙》以2017年1月发生的LG Uplus客户中心现场实习生死亡事件真实案件为原型，在海外各大电影节收获如潮好评，并在劳动界、政界掀起集体观影热潮，成为社会议题。或许正是受此影响，职业教育训练促进法（简称“职促法”）修正案在法案提交一年多、国会常任委员会一次审议都未进行的情况下，于本月22日在国会教育委员会法案审查小委员会上，经朝野协商后获得通过。
根据现行职促法，职业高中现场实习生在《劳动基准法》条文中，仅适用第65条“禁止使用未满18周岁者从事在道德上或保健上有害、危险的事业”的用工禁用条款、第54条“工作4小时须给予至少30分钟、工作8小时须给予至少1小时休息时间，并应计入工作时间”的休息条款、第73条生理假条款以及第72条禁止井下作业条款。
随着此次修正案通过，适用的《劳动基准法》条款得以扩大，对现场实习生实施强制劳动、暴力、居间剥削及职场欺凌均被禁止，与技能习得无关的工作也不得再指派给他们。这些本就不该发生的事，如今才勉强通过法律予以禁止和保护，令人对当前韩国的劳动现实深感惋惜。只要“下一位昭熙”仍在不断出现，政府宣称要在2027年前打开的“人均国民收入4万美元时代”，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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