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警侦查权调整后“案件相互推诿”…只有受害者受伤害

编者按检警侦查权调整之后，刑事案件在“案件乒乓”中最长已漂流数年。受害者身心俱疲，被迫撤回控告或被逼和解，嫌疑人同样被置于不稳定状态。然而，政府和执政党仍在推进设立公诉厅、重大犯罪调查厅等所谓“检察改革四法”，试图连补充侦查权也一并剥夺。案件处理迟延、负责侦查的空白、人权保障装置弱化等检察改革的阴影正在各处显现。在坚持侦查与起诉相分离这一大原则的同时，如何设计既能保障受害者权利，又能保护国民免受犯罪侵害的制度？《亚洲经济》将梳理检察改革的现状与局限，探索面向国民的刑事司法体系应有的方向。

“我甚至还在国民申诉门户上提交过回避该侦查官的申请。”（A律师）

“对案件提出异议后，案子在检察机关和警察之间来回折腾，当事人被拖得精疲力竭，只好表示要与嫌疑人和解。”（B律师）

检警侦查权调整后，刑事案件受害者正因检察机关与警方之间无休止的“相互推诿”而饱受折磨。随着警方被赋予侦查终结权、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被废除，案件在警方与检方之间漂流不定。案件迟迟得不到终结，连法院的判断都无法接受，受害者则在长期的疲惫中撤回控告或举报。

据大检察厅1日发布的数据，从警方受理、经补充侦查要求，再到检方作出最终处置，刑事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已由2020年的142.1天大幅增加到去年的312.7天。与侦查权调整前相比，增加了两倍以上。

案件被“初始化” 时间被“重置”

在目前的刑事案件处理流程中，一旦警方作出不移送决定，受害者提出异议，检察官则再次要求补充侦查。但检方的要求事实上并无法律强制力，警方把案件“塞进抽屉里拖着不办”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又赶上警方定期人事调动，侦查官更换，案件就不得不从头接受调查，无止境地等待，这类案件不胜枚举。实际上，案件被“初始化”，从头调查的过程不断重复。受害者只能毫无期限地等待警方处理案件。甚至有律师表示，还得一再向警方面的侦查官“求情”，请求将案卷送交检方审查，才能勉强把案子收尾。

一名出身检察长的律师表示：“我在2年前开业时承接的第一起案件，到现在还压在警方手里。明明不是复杂案件，却拖了2年多还没了结，这说明当前刑事司法体系的问题非常严重。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嫌疑人，在几年时间里一直被卷入侦查之中，都会产生强烈的不安感，根本无法正常生活。”

“证明嫌疑成了受害者的责任”

侦查迟延的根本原因在于，凡不属于检方直接侦查对象的案件，都由警方进行第一次侦查并行使终结权。也就是说，案件从开始到结束全部由警方掌控。侦查权调整后，案件结构性地集中到警方，但并未随之进行人员补充等后续措施。在侦查人力并未大幅扩充的情况下，案件却呈几何级数增加，而办理窗口却是有限的，“瓶颈现象”不可避免。

侦查权调整初期，警方内部一度出现人力向侦查部门集中现象。但随着案件蜂拥而至，侦查部门瞬间变成了人人回避的部门。由于侦查工作的特性，投入的时间并不会让工作量减少，反而会越滚越多。侦查人员饱受超负荷工作之苦，各类相关投诉也层层堆积。这种认识在警方内部已经十分普遍。一名司法警察官透露：“结果就是回避侦查的现象日益严重，只能用工作经验不足的2至3年资历的侦查官来填补岗位。要把案件分配给所谓有‘资深经验’的10年以上侦查官，简直就像‘摘天上的星星’一样难。”

甚至还有警方要求受害者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况，事实上是把证明嫌疑的责任转嫁给受害者。为此，受害者往往从警方侦查阶段就开始委托律师。不仅受害者，嫌疑人也从警方侦查阶段就聘请律师应对，这一结构已趋于固化。法律费用也随之自然攀升。另一名律师表示：“相比在检方阶段才委托律师的比例，在警方阶段就开始委托律师的比例现在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