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持续推进降低对中国在国家安全相关核心中间品上的依赖政策。虽然美国已从针对中国的全面“脱钩”(Decoupling)转向更具策略性的“去风险”(De-risking),但在尖端产业领域仍坚持脱钩战略。最近,美国国会在明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突然纳入了对中国在战略技术领域投资的限制条款。
一直以来,中国企业为规避美国的牵制,致力于通过进军第三国实现绕道出口。因此,中国中间品出口比重快速上升。美国已对中国商品设置高关税壁垒,同时也意图阻断通过第三国实现的中间品绕道进口。在双边关税谈判中,许多国家对于美国提出的阻断中国经由本国绕道出口的要求半信半疑,但在得知一旦被查出绕道出口将被征收40%关税后,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原产地标示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让消费者准确了解某一进口商品是在何国生产的。在生产全过程集中于单一国家的时期,原产地概念相对简单。以商品实际开采原材料、生产、制造、加工所在国家为标准,即“完全生产(wholly processed)”标准得以确立,当时并不存在中间品问题。
然而,随着贸易规模扩大,中间品贸易发展,生产工序跨越多国,原产地判定标准的设定变得困难。由此,开始考察该商品是否在最终组装国进行了达到一定程度以上的变形(实质性变形)、其增值比例以及是否完成特定工序。各国在允许中间品贸易的前提下,结合本国产业政策来制定原产地标准。目前,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
根据美国政策,在对美出口钢铁领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已经基本成型。但针对美国在中间品领域的“脱中国”基调,我国应当并非采取全面“脱钩”,而是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国产化以及与盟友联动为中心的产业政策来加以应对。在《供应链稳定化法》等相关法律中,我国已经通过多元化进口来源和提升自给率,采纳了降低对特定国家依赖度的政策。
我们必须参与美国主导的盟友供应链重组构想,但同时要在去风险战略的框架下,坚持维持与中国经济交流得以持续的平衡战略。应当建立起对将出口美国的商品供应链中是否投入中国中间品进行排查的体系。不久之后,美国很可能会对出口国赋予这种排查义务。随着相互加征关税导致自由贸易协定(FTA)项下的优惠关税事实上被废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按品目设定的原产地标准,很可能将被“脱中国原产地证明”所取代。
作为中间品强国,我国应当把美国的中间品“脱中国”政策视为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局面来加以应对。尤为重要的是,要切实推进强化与美国在核心产业上的合作并构建国内生态体系的战略性供应链重组,提高中间品国内生产比重的供应链内生化率,制定获取关键矿物的战略,以及有效利用“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方案。
在韩美关税谈判中达成一致的对美投资计划,应当被设计为使我国企业能够确立为美国尖端产业及供应链的核心据点。同时,有必要有效运转政府资金3500亿美元与民营企业1500亿美元投资之间产生协同效应的官民战略协商渠道。
在中间品“脱中国”基调和全球供应链重组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许多中小企业正在诉苦经营困难。可以说,中间品生态几乎完全由中小企业承担。为受关税冲击企业提供规模达13.6万亿韩元的政策资金、上调企业单户贷款额度、扩大对出口企业的贸易保险等财政支持,是扩充中间品产业生态体系的必不可少条件。
Jung Inkyo 仁荷大学国际通商学系教授(前通商交涉本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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