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NOW]要拿出首尔住房突破性供给方案需具备什么条件
应分散集中于首尔市长的权力
从根本上修订法律和程序
首尔房地产市场的供应断崖并非短期内形成的结果,其根源要追溯到2011年已故前首尔市长 Park Wonsoon 任内。他当时称,“新城开发项目是让市民流血流泪的恶政”,并宣示抑制再开发、重建的基调。此后,首尔的住房供应结构被打乱。
2012年1月,Park 前市长公布的“新城开发退出战略”,是在当时683个整治事业区中解除393处指定的大规模政策。根据韩国住宅学会受首尔市议会委托于2019年撰写的《首尔市整治事业退出战略的局限与改善方案研究》显示,由此实际未能开工的共同住宅多达25万户。
当时首尔市将行政力量集中于城市再生项目。以城北、恩平、冠岳、钟路等低层住宅区为中心,推进壁画、巷弄再生、生活社会间接资本(SOC)扩充等,与实质性新增住房供应相去甚远。舆论评价认为,城市再生不仅未能发挥“整治替代方案”的作用,反而只是延缓了既有居住区的老化。抑制供应并不止于解除整治区,还通过强化重建安全性诊断标准、扩大历史·文化保护区、实施楼层高度管制等方式,使各类许可程序更加严苛。
Park 前市长在2013年制定“首尔市天际线管理原则”时,以保护市中心景观免于无序超高层化、维护汉江沿岸视野权与采光权为名,引入了限制在35层以下的楼层高度规定。“35层规则”结果阻碍了江南和汉江沿岸的重建。
大约过了4~5年,供应萎缩的冲击开始显现。2018年虽提出汝矣岛·龙山一体化开发方案,但那时房地产市场已进入急剧上涨期。错失良机、试图事后启动之际,又因政府担心房价暴涨的连锁效应而遭到反对,项目最终连开始都没能开始就被放弃。
缺乏前瞻性的领导力最终与其他因素叠加,表现为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10年间,首尔公寓价格至少翻了一倍,多的涨到三四倍。无房者面对飙升的房价束手无策,只有一套房或未能拥有价值更高“核心一套房”的人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地方地区则感到被边缘化,于是对政府和执政党投下反对票。
并非要说 Park 前市长做得不好,而现任市长 Oh Sehoon 做得很好。问题在于,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在房地产问题上,谁当市长、当选的首尔市长秉持何种理念,都会左右风险的大小。就当前备受争议的首尔住房供应而言,市长掌握着包括许可权在内的实质性权力。因此,市长既可以与中央政府“硬碰硬”,也可以提出各自为政的供应对策。
政府在公布“9·7房地产供应对策”后,房价依旧未能稳定,几乎是在嘲讽该对策,这正是因为在实质性供应方面“底牌”暴露无遗。政府的无能与扭曲的房地产认知,再加上首尔市长掌握供应关键的结构,难以化解复杂的现实。应当将权力下放给熟悉一线情况的各区厅长,以缩短住房供应周期,同时在土地筹措、住房供应方案上征求他们的创意。
必须摆脱政策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和首尔市长的“中央集权式决策”,强化一线性与灵活性。在容积率限制、学校采光权等自我设限的法律与制度性边界及不合理框架内再如何挣扎,也不可能拿出突破性的供应对策。阻碍顺畅供应的法律与程序也必须同步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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