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脉动]监管改革:国政规划的起点与终点
新政府成立已满两个月。部长任命也大致到位,现在是正式发力的时候了。国政课题似乎也在归纳成形。监管改革虽然不是某个特定项目,也不是某一产业领域,但在历届所有政府中都被列为最优先的国政课题。在制造经济社会矛盾的各类监管照旧存在的情况下来推进国政,本身就前后矛盾;而且,没有哪个国民会喜欢一个不去改善那些带来不必要成本和负担的监管的政府。
只要是上班族,大概都曾在收听枯燥乏味到极点的法定必修教育时,把电脑声音关小的经历。过去6年间,收到1900余件申请的“监管沙盒”议题,本身就反证了在韩国利用新技术推出产品或服务是多么困难。
事实上,外界对韩国监管改革的评价并不积极,尤其是在经济、企业领域。根据202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商品市场监管指数,无论是对企业活动的干预,还是贸易与投资壁垒,韩国在38个国家中均排在第36位。最近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走势也不理想,从2020年的第9位退至2023年的第14位,潜在增长率则在2025年终于跌入1%区间。
国内增长动能正在急剧降温。韩国的主要产业在过去10多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凭借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兴明星企业也寥寥无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合理的监管压抑了企业家精神、扭曲了资源配置。要民间停止新的尝试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繁荣,这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
也知道存在反论。有观点称,将向人工智能(AI)投入1000万亿韩元,并会恢复此前削减的研究开发(R&D)预算;还称将进一步扩大监管沙盒,以提升科技企业的创业精神。然而,更为本质、更加破格的方向设定与迅速执行才是当务之急。因为在仍然保留那些如同岩盘般坚硬、长期积累且久拖不决、压抑韩国社会根本竞争力的顽固监管的情况下,即便不断投入财政资金、修修补补一些琐碎烦人的监管,也难以期待真正效果。
在全球创业生态中,市值达到50亿美元的企业频频涌现,而我国对大型企业集团实施监管的标准却数十年如一日地维持在总资产5万亿韩元。引发两年期临时合同工用工惯例的《固定期限雇佣法》也在原封不动地实施了17年。世界上唯一一个只为中小企业“蓄水”、人为形成只对中小企业开放市场的制度也仍在运行中。
宣称要给予监管自由的“特区”却把首都圈排除在外,《重大灾害处罚法》也让引进优秀的首席执行官(CEO)变得困难重重。虽然在2019年率先全球制定了3级自动驾驶相关规定,但尚无一家通过认证的企业。对人工智能至关重要的数据监管改善也遥遥无期,有的监管甚至还在进一步强化。
就像“往破缸里倒水”的比喻一样,国家治理并不是只要花钱就能成功的事情。若仅仅把孩子送去补习班,成绩就能自然提高,那父母该有多轻松。Lee Jaemyung政府在谈论向AI投资1000万亿韩元之前,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在这些自相矛盾的监管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是否还能谈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必须认识到,如果监管改革不能成为国政规划的起点和终点,成功就无从谈起。
因此,想对这届声称要实现“真正”增长的政府说这样一句话:“如果真的渴望成功,就请真心实意地对待一次监管改革,排除周围喧嚣的既得利益之声,为整个大韩民国着想,去修正并废除这些制度性矛盾,打造一个精彩的5年。”
Lee Hyukwoo 培材大学教授(良好监管市民论坛 监管监测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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