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豪在共产党面前也只是“普通人民”…半年内市值腰斩的中国科技企业[科技谈]
对比往年平均缩水50%的投资资金
经济危机、政策与外部风险叠加
党主导的创新，能否取得成功
根据《金融时报》（FT）今年9月发布的分析资料，今年前6个月中国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VC）资金较过去平均水平减少了50%。与中国科技新浪潮最鼎盛的2021年相比则暴跌了82%。
直到去年，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仍位居世界第二。然而，随着风险投资资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枯竭，中国“创业天堂”的地位正受到威胁。究竟发生了什么？
全球三大风险投资强国之一的中国在动摇
截至今年6月，中国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总额为260亿美元（约37万亿韩元）。虽然仍然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但与美国（800亿美元，约116万亿韩元）的差距已被大幅拉大，与位居第三的英国（100亿美元，约14.5万亿韩元）之间的差距则在缩小。如果当前资本外流的速度持续下去，未来某个时点，在被视为全球三大创新生态系统的美、中、英格局中，中国可能会被挤出局。
受全球基准利率上调的影响，今年初创企业普遍遭遇寒潮。不仅是中国，几乎所有国家的风险投资规模都在缩减。不过，中国萎缩的速度尤为突出。
《金融时报》等海外媒体将原因归结为持续多年的美中技术竞争、中国本土房地产等领域爆发的资产危机，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相关政策。
事实上，美国政府接连出台监管措施，阻止本国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中国的关键技术领域；而习近平主席则在去年通过所谓“打压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的政策，亲手引发了中国科技股的低迷。不过，中国风险投资不振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海外“金主”收缩，而在于本国风险投资机构的萎缩。
由美国培育起来的中国科技产业
中国科技生态系统无疑诞生于美国资本之手。过去，红杉资本等硅谷代表性风险投资机构在全球寻找潜在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市场时，发现了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此后，拿着美国投资者资金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家”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制了硅谷战略。
以股票期权等福利替代高额基本工资、大规模吸纳人才的运营方式，甚至包括避税模式，都在效仿美国企业。这类第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家的代表人物，就是创立阿里巴巴集团的马云等人。
但在这些第一代企业成长为掌控中国市场的巨头科技公司之后，境外资本的角色逐渐被中国本土资本取代。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利用充裕的资本设立了各自的“加速器（创业孵化机构）”，这些机构成为中国科技生态系统的基础养分。
信息技术亿万富豪在共产党面前也无能为力
然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差异：与美国不同，中国在民营产业领域同样深深浸透着国家的影响力。
马云在2020年公开“抨击”中国共产党的严格金融监管后，被有关部门约谈并接受多项调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此后，蚂蚁集团（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事实上被无限期搁置，马云的持股比例也从50%降至不足10%，控制权被剥夺。此事清楚地表明，即便是创造出数十万亿韩元财富的企业家，在党面前也不过是“普通人民”。
也有部分观点认为，从当时事件来看，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并非“消亡”，而是在“重塑”。美国、英国等初创企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大多具有专注于软件和服务的特点。谷歌、Meta、Revolut等英美科技巨头也都是软件企业。
但中国当局则希望本国的科技生态系统更多地聚焦于硬件而非软件，聚焦于技术而非商业模式。尤其是在美国大规模技术制裁之下，“半导体崛起”的必要性空前迫切，在当前这个时间点，这种诉求只会愈发强烈。
因此，大型科技公司不再通过加速器培育下一代初创企业领袖，而是将支出投向内部研究与开发（R&D）强化；民间投资者也不应再投资互联网企业，而要把资金投向电动汽车、半导体、机械设备等制造业领域。尤其是制造业，相较互联网业务在早期所需资本要大得多，必须由作为“金主”的国家主动提供投资激励。
民退党进的新型创新生态系统
然而，“民间退居二线、共产党走到前台”的新型创新战略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中国政府大举投资科技领域，能够成功推动本国战略技术蓬勃发展，那么中国不仅可以实现技术自立，甚至有可能在创新生态系统方面超越美国。
但从历史经验看，公共投资往往比民间投资效率更低。由党而非市场主导的科技生态系统，存在沦为比以往更僵化、更缺乏创新的“二流体系”的风险。
这种变革所带来的风险，目前在中国活动的民间投资者感受得最为直接。隶属于中国资本市场分析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的分析师Camille Blénot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民间科学技术开发正越来越多地与政府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从短期来看，这可能卓有成效，但从长期来看，能否构建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仍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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