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银行《2024年系统性风险调查结果》
我国金融体系的主要风险因素被指出是家庭高负债水平以及美国大选之后的政策变化等。
根据韩国银行21日发布的《2024年系统性风险调查结果》，我国金融体系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家庭高负债水平及偿债负担增加 ▲美国大选之后的政策变化 ▲因内需恢复延迟导致的国内经济不振 ▲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结构变化 ▲美国供应链重组战略等主要国家强化本国优先主义产业政策等。
本次调查对象为国内金融机构、研究所、大学以及海外投资银行等金融、经济领域专家共78人，于上月29日至本月8日进行。
受访者将“家庭高负债及偿债负担增加”（26.9%）和“美国大选之后的政策变化”（20.5%）等列为第一顺位风险因素。
从受访者提及的5个风险因素按简单合计的应答频次来看，国内风险因素方面，家庭高负债水平及偿债负担增加（61.5%）、因内需恢复延迟导致的国内经济不振（51.3%）、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结构变化（39.7%）等被列为主要因素。对外风险因素方面，美国大选之后的政策变化（56.4%）、美国供应链重组战略等主要国家强化本国优先主义产业政策（39.7%）等被指为主要因素。
从短期（1年以内）来看，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美国大选之后的政策变化、国内经济不振、自营业者不良扩大等风险在近期现实化的可能性较高。中期（1至3年）来看，家庭负债、人口结构变化、本国优先主义政策等风险被列为主要因素。
受访者评价认为，人口结构变化、美国大选之后的政策变化、主要国家本国优先主义产业政策强化，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力和发生可能性两方面都属于较高的因素。至于国内经济不振、自营业者不良扩大，被认为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不大，但发生可能性较高。而“家庭高负债水平及偿债负担增加”则被评价为对金融体系影响力较大，但发生可能性不高。
与上一期调查相比，同样是家庭负债风险（61.5%）被视为最大的风险因素。除家庭负债外的5个因素均被归类为新增风险，显示与上一期调查相比，形势认知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大选之后的政策变化（56.4%）、因内需恢复延迟导致的国内经济不振（51.3%）、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结构变化（39.7%）、美国供应链重组战略等主要国家本国优先主义产业政策强化（39.7%）、自营业者不良扩大（34.6%）进入前六大新增风险因素。
另一方面，与上一期调查相比，市场对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性（未来3年）的信任度有所上升。被认为可能损害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冲击发生可能性，较上一期调查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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