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机制常常辜负善意。某幼儿园里，家长晚来接孩子的情况屡见不鲜。幼儿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引入了罚款这种激励手段（通过征收罚金来诱导特定结果，也是激励的一种类型）。结果出人意料，家长反而来得更晚了。以前因为迟到而感到不好意思的家长也逐渐消失了。原因在于家长把罚金当成了一项“费用”。既然已经付了钱（罚金），那么无论晚点来接孩子与否，照看孩子就是你（幼儿园）的“业务”。这是迈克尔·桑德尔在其著作《金钱不能买什么》中引用的以色列某幼儿园的案例。
国民权益委员会今年4月就“按每名子女发放1亿韩元现金”面向全国进行了问卷调查。政府在举例说明支持方案时，提到了最近富荣集团向员工发放1亿韩元生育补贴的案例。63%的受访者回答称“同意富荣模式对鼓励生育的效果”。面临“人口消亡”危机的地方自治团体已经展开了现金大派送的竞争。庆尚南道居昌郡决定对每名新生儿发放1.1亿韩元，仁川市则决定对所有在仁川出生的孩子提供总计1亿韩元的支持，持续到其年满18岁为止。
因低出生率而焦头烂额的国家绝不只有韩国。以“工作与家庭兼顾政策”“高度性别平等意识”“完善的育儿支持”等著称的国家芬兰，曾是全球低生育率国家争相取经的对象。然而目前芬兰的生育率也在无底线下滑。去年其总和生育率为1.26人，创下历史新低。在欧洲和北美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不用担心低出生率，只是下跌的加速度不同而已。今年4月，企划财政部中长期战略委员会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现金支持性质的家庭政策与出生率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是是非非] 低出生率以及激励机制的背叛](http://www.asiae.co.kr/news/img_view.htm?img=2023062813384079189_1687927120.jpg)
认为可以用钱增加人口的想法是危险的。20世纪60年代，在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为了增加人口和劳动力，实施了生育率大反弹政策。政府禁止堕胎和避孕，对无子女的成年人征收“单身税”，并向有子女家庭提供各种财政优惠和住房支持等。原本为1.9人的生育率在一年之内飙升至3.66人。“人口革命”并没有持续太久。孤儿院开始人满为患，不愿怀孕的女性被迫涌向背街小巷的非法堕胎诊所。最终政策被废止，生育率再次下滑。
政府本月1日正式宣布，将新设“人口战略企划部（人口部）”。这一新部门将专门负责人口问题，并需落实上月19日低出生率高龄社会委员会发布的《扭转低出生趋势对策》。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决定摆脱历届政府推行的“百货商店式”低出生率对策，将“工作与家庭兼顾、育儿、居住”确立为三大核心领域，集中力量加以推进。尽管如此，形势依然难言乐观。
N抛世代、YOLO（You Only Live Once，只活一次）、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双职工不要孩子）等词汇虽然已经略显陈旧，却仍然贯穿着当下的青年一代。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本身已经改变，对“家庭”这一规范和功能心存疑问。对于“有孩子的人生”的想象几乎接近“地狱图”。在“禁止儿童进入”的环境中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要送去英语幼儿园，再被推入升学地狱、通勤地狱。同时还要一边摊开“居住地阶级图”，为不沦为“公寓楼里贫民”而奋力抗争，一边发动总攻，力争搬去“更高等级地段的公寓”。超高竞争社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孕育出了反生育主义这对孪生子。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激励机制，更需要超越其上的东西。必须让人们确信：“未来出生的孩子可以过得比我们更幸福。”否则，通过现金性激励增加的人口，无异于一种“人口买卖”。
版权所有 © 阿视亚经济 (www.asiae.co.kr)。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