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说医生是处理人类肉体的职业,那么教师就是处理人类精神的职业。由于这一领域涉及人的心理、情绪、感受性与认知能力,并对儿童的成长产生影响,因此需要经过高度学习和训练的专家。Kim Nuri教授强调:“为了实现不以竞争为目的的教育、批判性教育、激发儿童潜能的教育、培养成熟民主公民的教育、培育尊严感受性的教育等新的教育,就需要新的教师,因此教师的培养过程也必须随之改变。”字数106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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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教师具有权威主义色彩,却没有权威。这里的“权威主义色彩”并不是指每一位教师个人的态度。教师个人之间当然存在性格差异,有的教师更加自由主义,有的教师则更加严格、更加注重控制,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个人层面的情况,而是指浸润在我们的教育文化和教育惯例本身之中的权威主义传统。


就这样,韩国教师至今仍在权威主义文化之中行事,但实际上却失去了权威。从某个时刻起,教师不再被视为孩子们的师长,而是被看作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尤其与课外教育市场中的明星讲师相比,被当成水平较低的“低质量服务提供者”。


甚至教师还成了教师能力开发评价满意度调查的对象。会对学生对教师学生指导的满意度,以及家长对学校生活全盘和学校经营的满意度进行调查。教师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学生和家长则成了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以消费者视角调查客户满意度的方式,彻底让教师的权威跌落谷底。不久前引发争议的家长恶性投诉,正是教育市场化的惨烈一面。消费者对服务提供者的“耍大牌”行为,变形后也出现在学校之中。


教师权威的急剧坠落,似乎是家长对民主主义的扭曲认知与新自由主义市场主义教育观交叉作用的结果。从军事独裁中解放出来的韩国人,并未形成民主主义是一种以公民义务与参与为基础的体制这种认识,而是试图过度贯彻自己的私人欲望;在竞争教育的框架之下,家长以教育服务消费者自居,只顾自己孩子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造成韩国教师与德国教师“权威”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教师政治公民权的巨大差距。与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政治公民”的德国教师相比,韩国教师则是毫无社会影响力的“政治贱民”。教师的政治公民权问题极为重要,但韩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至今仍极其不合时宜。



-Kim Nuri,《竞争教育是野蛮》,海拈出版社,1.85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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