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下午推婴儿车的爸爸们”……出生率回升的秘诀[K人口战略]

by Lee Hyeonjoo

Published 13 Feb.2024 10:15(KST)

Updated 13 Feb.2024 15:52(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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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瑞典头号企业 Atlas Copco
双职工爸爸也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
“男性也可休三次育儿假”

编者按解决大韩民国人口问题的突破口在于企业。因为在企业内部，营造不分男女、以工作能力为标准进行评价的氛围，以及营造家庭友好型文化，是解决“K人口”问题的关键。导致低生育率的因素十分复杂，但至少要确保不会因为职场负担成为障碍，让人们在是否生育上犹豫不决。《亚洲经济》将走访在家庭友好政策方面起到引领作用的企业，梳理其制度得以稳定落地的关键环节，并计划与现实条件尚不具备的企业从多角度共同寻找路径。通过这一过程，既督促企业率先改变，也分析政府为此应承担的角色。我们将倾听“比起金钱支持，更关键的是减轻心理负债感的公司文化和氛围”这一呼声，从多种层面提出对策。

在北欧国家，工作日午后时段常能看到推着婴儿车的父亲。一手拿着咖啡、一手推着婴儿车在街头闲庭信步的“Latte Papa”们，即便结束育儿假，也通过弹性工作制积极参与育儿。照片=记者 Lee Hyeonju

“我的经理（上司）从不强迫我严格卡着时间上下班。”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信息技术部门工作的Jakob Borjesson（35岁，男）13日接受《亚洲经济》采访时表示：“（经理）总是体谅我们能以灵活方式工作，因此如果我稍微晚一点上班，就会相应地晚一点下班”，“孩子生病时也可以并行在家办公”。

瑞典市值排名第一的企业阿特拉斯·科普柯是一家销售工业设备的公司，成立于1873年。以2022年为准，全球员工规模为4.9万人。Borjesson在职场生涯中总共休过3次育儿假。在阿特拉斯·科普柯就职期间，4年前二胎、2年前三胎出生，他分别休了10个月和8个月的育儿假，共两次。他表示：“在阿特拉斯·科普柯要找到有育儿假经验的男女员工一点也不难”，“即便不是阿特拉斯·科普柯，大多数瑞典企业里男性都会休育儿假”。

瑞典于1974年在全球率先引入“爸爸育儿假”，目前每名子女最多可享受480天育儿假，其中90天为“爸爸育儿假”配额，强制规定由男性使用。配额天数在2002年增至60天，2016年增至90天。其宗旨在于提高男性家务分担率并扩大女性经济活动。随着女性育儿假使用率升高，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减弱，退休后养老金收入低于男性的现象日益突出，政府因此进一步扩大了男性育儿假的义务。2021年出生的所有儿童中，约87%的父母使用了育儿假。

瑞典的育儿假收入替代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在195天的育儿假期间，可获得原收入80%的补偿。再加上通过各企业签订的集体协议等可额外获得工资补偿，实际收入替代率可达90%。韩国的育儿假收入替代率仅在40%区间。如果有子女，员工享有按工时制工作的法定权利，对于未工作的时段，可以根据育儿假制度领取津贴。

得益于爸爸育儿假配额制度等措施，瑞典的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升至1.98，最近也一直维持在1.5左右。就业女性数量也大幅增加。瑞典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80.8%，在欧洲国家中最高。为使父母无需为育儿问题操心、能够专注工作，瑞典还在扩充3岁以下儿童保育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费用。

Borjesson也与同为职场人士的妻子平分三名子女的照料工作。他说：“因为我和妻子的工作时间大致相同，所以轮流负责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和接回家。”

“我和妻子的工作时间像学期制那样会有所调整，每次都会有些不同。如果由我送三个孩子上学，我在上午9点上班，那么下午3点放学时就由妻子下班顺路去接。也有相反的日子。”

Borjesson表示：“如果我在上午8点送孩子去幼儿园，就会在上午9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他接着说：“那天放学就由妻子负责。妻子早上7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后把孩子们接回家”，“妻子没能补足的那1个小时，则通过在家办公来完成。”他补充道：“孩子们总能和妈妈或爸爸在一起，不用托付给别人，而是和家人共处，他们会更喜欢这种方式。”

在北欧国家，男性休育儿假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大多已经实现强制规定。瑞典在1991年规定父亲必须休育儿假30天。丹麦也在最近引入了为期11周的父亲强制休假制度。图为在哥本哈根一条街道上推着婴儿车行走的一位父亲。照片=记者李贤珠

Borjesson表示：“在使用育儿假之前，我在工作上也毫无负担感。”这得益于公司聘用的替代员工。他说：“那名员工是全职合同工，交接时间也被计入合同期内。”他接着表示：“当时那名员工刚从大学毕业，大约25岁，在我休育儿假前的4周里，有充足时间把需要做的工作一一交接清楚”，“当遇到初级员工难以处理的棘手工作时，我团队中更有经验的成员会给予帮助。”他解释说：“一定程度上较为复杂的工作由团队成员分担着协助处理，因此在我不在期间也可以毫无空档地推进工作。”

不过，Borjesson强调说：“前提是员工必须有责任感，认真履行规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公司既然赋予员工自主性，那么在工作时就必须最大限度发挥能力。在瑞典，重要的不是工作了多少时间，而是实际在做什么、完成了什么，这样的文化已然根深蒂固。他表示：“阿特拉斯·科普柯拥有在（灵活工作制方面）彼此理解、相互体谅的文化，因此这种制度得以在全公司范围内落地为企业文化”，“希望今后这种文化能进一步推广。”

1930年代生育率最低的瑞典，国家层面讨论接连不断

“包括瑞典在内，育儿假制度宽松国家的母亲和父亲，抑郁症和倦怠（职业倦怠）风险更低。”这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公共卫生科学系研究团队去年就延长育儿假对心理健康影响所做研究的结论。其他研究也显示，使用过育儿假的瑞典父亲在酒精滥用等危险行为方面更少，而使用育儿假天数较多的移民父亲，其精神科住院率也更低。

瑞典将帮助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的家庭友好政策视为超越福利范畴的投资。为此，国家层面的努力也持续推进。根据瑞典社会学家Alva Myrdal与政治经济学家Gunnar Myrdal夫妇在1934年出版的《人口危机》一书（两人分别于1982年、197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述，瑞典也曾像如今的韩国一样，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生育率跌至世界最低水平。从那时起，为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瑞典政府、政党以及各领域专家开始共同思考，通过扩大男性参与育儿和女性经济活动来推动相关支持政策。

在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之一的丹麦，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为了照顾孩子而使用将婴儿车与自行车连接的装置的父亲们。婴儿车里坐着孩子。照片= Lee Hyeonju 记者

其结果是，瑞典在构建可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的社会系统方面达成共识，即必须制定同时追求高就业率、低性别工资差距和提高生育率的福利政策。瑞典目前每年向福利政策投入相当于国家财政25%的2600亿克朗（约合31万亿韩元）。

若要将瑞典的案例与韩国现实对接，需要付出哪些努力？专家指出，政治圈也应在国家层面完善制度设计，为企业自发努力提供可能。Linnaeus大学教授Choi Yeonhyuk强调：“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意志，还必须有愿意拿出这一议题并通过协商推动的政党。”他判断，如果没有以国民共识为基础的合意在先，这些议题就只能沦为政治纷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