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女性谈]1793年出生的女性儒学家 Sajudang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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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画家与女性诗人，是我们在回顾女性历史时还能勉强遇见的存在。那么，“女性儒学者”这一说法又如何呢？女性的关心领域不可能只局限于艺术。因此，女性儒学者师朱堂李氏的记录得以流传下来，实在是一件幸事。

师朱堂李氏于朝鲜后期的1793年出生在清州，是七个兄弟姐妹中的幺女。若说在子女众多的家庭中排行最小的孩子，大概会在宠爱中无忧无虑地长大，但师朱堂李氏却完全不同。“师朱堂”是她亲自起的号，意思是“以朱子为师”。与其他多以女性伟人为楷模的女子不同，她选择了性理学中最伟大的师者朱熹，可见其抱负非同一般。

然而，师朱堂李氏不得不面对重重障碍。首要的障碍便是她的性别——女性。正因如此，她不能像哥哥们那样读书，而是必须学习缝纫、织布之类的女工。所幸她的父亲李昌植听取了女儿想要读书的心愿，在十五岁前后，师朱堂已具备远胜诸位男性亲族的学识。

接下来的障碍是婚姻。在过去，不结婚便难以被视为成年人。然而由于家境贫困，加之父亲的三年服丧，她直到二十五岁——以当时标准来看极为晚婚——才与大自己二十岁的柳汉奎成婚。对柳汉奎而言，这是他的第四次婚姻。诚然，朝鲜时代因分娩导致的女性死亡率极高，再婚并不罕见，但考虑到人们普遍对三次婚姻以上有所忌惮，这门亲事谈不上多么理想。

不过，真正的障碍，是与丈夫死别之后骤然而至的经济困境。她膝下尚有四个年幼的孩子，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在极度贫困中耕种、纺织。对于一直怀抱成为儒学者理想的师朱堂而言，这必定是极其痛苦的现实。然而，她凭借勤勉与能干，终于找到了解决之道，那便是通过“利殖”——放贷取息。向周围人出借钱财并收取利息，虽在社会上时而遭到非议，却是许多两班夫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因此，在旁人眼中，师朱堂李氏的人生或许显得颇为安稳：既成了家，又积累了财产，子女也抚养得很好。然而，对学问的热情，却始终在她心中燃烧不熄。

在劳苦的生活之中，师朱堂李氏从未放下书本，最终著成《胎教新记》。顾名思义，这是一部论述胎教、即教导腹中胎儿之法的书，但书中汇集了她此前研读的经书、四书以及医书中所有与胎教相关的内容，并加入了她亲身孕育与生产孩子的经验和知识。“任何教育都不及胎教重要！”这样的主张，似乎也蕴含着：只有女性才能完成这一事业的自豪感。

在八十三岁辞世之际，师朱堂李氏下令焚毁除《胎教新记》之外的所有文稿。为何如此？或许她认为，自己的思想终究难以被名为“朝鲜”的陈腐世界所接受。如果她能预见到数百年后，女性也能受教育、拥有职业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代终将到来，她会选择保留自己的著述吗？还是仍会说一句：“我还不够好”？

作家 Lee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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