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读法》和《城市为何要保存历史》的作者罗伯特·파우저出生于美国安娜堡,自1983年以釜山为起点,与韩国结下了长久的缘分。直到2014年,他一直往返于韩国和日本居住,先后在首尔大学、高丽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日本立命馆大学、京都大学、熊本学园大学、鹿儿岛大学等高校任教。他在韩国居住的时间合计13年,其中仅在首尔就生活了11年半。


1987年6月,他在南大门市场的小巷里吸入了催泪瓦斯。看到当时与自己年纪相仿的韩国青年在历史性的斗争中奋战,他心中涌起了一种浪漫的羡慕。在大田他也住了一年半,有空就会去仁川、全州和大邱走走。


在日本,他曾居住于京都、熊本、鹿儿岛等地。他还经常往返于纽约和英国伦敦,并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度过了留学生活。


《城市读法》是作者在长时间亲身体验世界各大城市后写就的一部城市探访记。他记录了自己在首尔、釜山、大田、全州、大邱、仁川,以及日本熊本、鹿儿岛、京都,爱尔兰都柏林,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拉斯维加斯等16座城市中的所见所感。城市既是人人向往的华丽而精彩的生活舞台,同时也是疲惫而复杂的日常生活象征。作者提议,人们应当正确认识自己生活的城市,并共同思考:应当如何做,才能打造出一个“想住的城市”。


在《城市为何要保存历史》中,他考察了城市为何要保存特定的历史景观,以及其背后的背景与意义。受身为建筑师的父亲影响,他自幼便认为应当妥善保存古老的城市。他曾经认为,保存历史景观是善,而开发则因其较多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公益,理应受到质疑。但看到首尔北村房价飙升之后,他又开始思考:历史景观的保存反而让市民被排斥在外。于是,他探究了各个城市出于何种原因保存特定的历史景观,以及这些景观的意义和价值。他解释说,意大利罗马和日本京都的历史景观因宗教而得以保存,而日本广岛和德国德累斯顿则因承载了战争的苦难历史,成为象征当今和平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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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首尔就是江北以及四大门之内的几个地方。江南是“新首尔”,汝矣岛和永登浦则是卫星城市。虽然我在首尔生活了很久,现在每年也常常会在首尔待上几个月,但偶尔去一趟江南,总觉得不像“首尔”,有一种异质感;汝矣岛则像极了一个高度人工化的规划城市,感受不到人的气息;首尔大学附近则仿佛是京畿道工厂区的延长线。(第131页,〈首尔:不知不觉成为国际都市,新时代的主角,抑或走向孤立与衰退的岔路口〉)


那是1999年我再次来到韩国时发生的事。我去一位要好的朋友家做客,他得意地说,自己家里装上了有线调制解调器。我之前只是在日本听说正在开发有线调制解调器,没想到它已经普及到韩国普通家庭,这让我难以置信。然而朋友仿佛是要取笑我心存怀疑,当着我的面立刻打开电脑,马上连接上了互联网。(中略)当时韩国刚刚经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困难时期。直到那时,人们普遍认为韩国在各个方面都在努力追赶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这种认识并非我一人独有。对我来说,得知韩国出现了一个领先于日本的领域,实在是令人惊讶。(第147页,〈首尔:不知不觉成为国际都市,新时代的主角,抑或走向孤立与衰退的岔路口〉)


2016年末,我在美国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了韩国国民手举烛光,要求弹劾前总统朴槿惠的场景。那一幕让我想起了1963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为争取黑人权利而爆发的大规模示威。尽管国家和时代不同,韩国和美国却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喧嚷的国家”。(第155页,〈首尔:不知不觉成为国际都市,新时代的主角,抑或走向孤立与衰退的岔路口〉)


从1987年2月到1988年8月,我在大田生活了约一年半,在韩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基础英语。(中略)搬到大田后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大德研究园区内的教师公寓。(中略)第一次进市区时,我去的地方是文景书籍。那里的规模虽不及当时我在首尔常去的钟路书籍那么大,但英文原版书竟然出乎意料地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看到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的英文原版被摆在书架上,我坦率地说感到十分惊讶。我不禁疑惑:在一座地方城市,究竟会有多少人来寻找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呢?此后,我成了文景书籍的常客。(第164~165页,〈大田:在城市中心直面地方老城区的现状〉)


然后就到了6月。如同人人所知,该爆发的终于爆发了。(中略)为了躲避警方强硬而暴力的镇压,我在南大门市场的巷弄里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抵达首尔站,搭上前往大田的火车。因为催泪瓦斯,眼泪和鼻涕直流。在为韩国民主化而战的示威现场,挤满了不躲避催泪瓦斯和警察暴力、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我虽然只是隐约猜到他们为了走到今天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但心中不仅觉得他们了不起,更是油然而生敬意;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我也产生了某种浪漫的羡慕,渴望有一天能站在改变美国问题的历史性斗争现场。(中略)听到“6·29宣言”的消息是在巴黎。我对亲手夺回民主的韩国市民再次心生敬意,同时也为自己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却身在韩国之外而感到惋惜。(第164~168页,〈大田:在城市中心直面地方老城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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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罗马得以重新复兴,是教会与政治之间复杂相互关系的结果。318年,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在台伯河对岸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当时天主教会的势力尚弱,而且与罗马之间关系极为复杂。也就是说,罗马帝国正是杀害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元凶。再加上长期迫害和压制基督徒的历史,使得天主教会理所当然地要与罗马帝国形成对立。然而教会同样需要权威,罗马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具有足够的利用价值。此外,如果罗马落入敌对势力之手,教会的安全也难以保障,因此教会必须为罗马的安危出力。(第37页,〈积极保存宗教遗产的“他们”的内情—罗马·京都〉)



日本自中世纪以后,以城堡为中心的城下町大量出现。所谓“城下町”,在日语中意为“城堡之下的城镇”。广岛虽然河流众多、地形独特,却以广岛城为中心发展成为典型的城下町。(中略)建于16世纪90年代的广岛城长期以来一直是广岛藩权力的核心。(中略)广岛城在历经时代沉浮与诸多曲折之后,始终未被烧毁或破坏。(中略)1868年被烧毁的大阪城于1931年以钢筋混凝土重建,而保存完好、未遭破坏的广岛城则因其历史价值在1931年被指定为国宝。然而,作为二战末期之前一直用于防备盟军进攻日本的军事设施,广岛城在原子弹轰炸中瞬间化为灰烬。(中略)广岛的重建事业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这里更关注悼念并纪念原子弹投下所造成的牺牲者。(中略)正因如此,虽然以钢筋混凝土重建,但被相对细致地复原的广岛城通过“广岛复兴大博览会”向公众开放,城内设立乡土历史陈列馆,从而被赋予了历史意义。(中略)广岛之所以成为“和平之城”,要归功于1947年首任民选市长浜井信三(1905~1968)的努力。原子弹投下时,浜井是广岛市的一名公务员。当时几乎所有公务员都被炸死或重伤,只有浜井只是受了较轻的伤。他在幸存之后,与陆军一起投入救援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副市长,并在1947年首次选举中参选,当选为市长。成为市长后,他在1947年8月6日的悼念牺牲者活动上发表演讲,首次宣示和平。从那以后,在每年举行的这一活动中,广岛市长的“和平宣言”不断延续至今。(第197~206页,〈将战争伤痕保留下来,化作和平象征—广岛·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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