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K焦点]“金浦并入首尔”争议，为何应关注韩国银行报告
首都圈过度集中遭强烈批评
应培育枢纽城市遏制资源倾斜
需提升政策效果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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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在国土仅约10%的地区集中了超过50%人口的案例，在发达国家中几乎找不到。回顾数十年来在均衡发展政策下，首都圈人口集中依然未见停止的现实，有舆论质疑，继续维持目前这样的政策方向是否恰当。”（韩国银行《地区间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报告）
在执政党推进将京畿道金浦市并入首尔、引发激烈争议之际，韩国银行就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的现象提出强烈批评的一份报告，在专家之间引发广泛关注。尽管舆论强烈指责这是在明年总选前、为争取金浦选票而搞的民粹主义，但随着国民力量党强力推进，金浦—首尔并入问题已成为政界最大热点。就在政界和相关利益方围绕利弊激烈交锋之时，总统办公室前一天还发表了“正在从多个角度协商”的官方立场。
在这样的氛围下，韩国银行的报告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该报告逐条批判首都圈过度集中的弊端，并坚定提出应当全面重审迄今为止以向所有地区平均分配预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有专家指出，各政党和地方自治团体反复只计算各自的政治得失和地方利益，综合考量国家未来发展的声音早已消失，在此背景下，韩国银行提出了以培育地方据点城市为现实方案的对策。
◆青年层流向首都圈加速，进一步推高生育率下滑＝根据本月3日发布的韩国银行《地区间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报告，我国首都圈在约12%的国土上聚集了超过50%的人口，呈现出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的高度集中，而这一集中现象近期因青年人口的活跃流动而进一步加剧。尤其是青年层加速流向首都圈，不仅给非首都圈地区经济带来巨大负担，还通过减少出生人口，使总人口减少进一步加速。
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由于青年外流，湖南圈在2021年的“出生损失”相当于当年出生人数的49.7%，大邱—庆北·东南圈则分别达到31.6%、21.9%。随着青年离开、出生减少、老龄化加速，地方经济的产业成长和就业多样性受到严重制约，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人口外流的因素。即便是青年不断流入的首都圈，也因过高的城市密度导致竞争加剧，从而抑制结婚和生育，损害社会的可持续性；而日益加深的地区间差距，最终正在削弱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基础，带来负面连锁效应。
◆首尔“一极体制”的副作用……据点城市未能发挥应有作用＝韩国银行尤其指出，我国各大城市与首尔之间在经济、文化、医疗等大部分领域的差距自2015年之后进一步扩大，随着首尔“一极体制”日益巩固，原本理应从周边吸引人口的其他大城市并未发挥应有作用。报告指出，为打破人口外流与区域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政府长期推进地区均衡发展政策，确实对改善落后地区的生活质量、扩充自生性增长基础有所贡献，但首都圈集中反而愈演愈烈，政策努力已经显露出明显局限。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我国首都圈集中程度相较主要发达国家已属严重。今年首尔与釜山的人口比为2.8倍，高于国土与经济规模与我国相近的主要国家（约2倍）中首都与第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在德国、日本等主要国家，非首都圈向据点城市集聚的趋势，实际上发挥了抑制首都圈过度集中的效果；但在我国，由于据点城市未能发挥应有功能，反而加速了首都圈集中现象。
韩国银行地区经济调查组次长Jung Minsu表示：“应当将迄今为止以向所有地区平均分配预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转变为以据点城市为中心，从而大幅提升政策效果和效率。”他建议称：“通过让各区域的据点城市恢复其规模与核心功能，最大化整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和集聚经济，这是缓解单向度过度集中的现实可行方案。”
◆20年投入160万亿韩元预算，首都圈集中却更加严重＝目前政府正在制定《第5次国家均衡发展规划》（2023~2027年）。韩国银行认为，与其沿用向所有城市平均分配预算的既有战略，不如选择“有发展潜力的核心据点城市”进行重点培育，这才是提高政策效果、遏制首都圈过度集中的有效替代方案。过去20年投入了超过160万亿韩元预算，却只换来首都圈集中进一步加剧，因此继续固守以往的地区均衡发展战略，无法解决问题，韩国银行对此予以正面反驳。其建议是，以培育釜山、大邱、光州、大田等据点城市为重点，缩小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差距。韩国银行同时强调：“本次报告是与执政党推动金浦并入首尔所引发的‘超级首尔’争议无关的独立研究”，并划清界限称，“其宗旨在于通过培育据点城市，减轻首都圈过度集中的弊端”。
总统直属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常任委员Hong Seokcheol表示：“在地方青年被首都圈吸走、首都圈集中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各地区正在为争夺青年而进行零和博弈。首都圈一边倒的集中现象，是加速低生育的因素之一，而通过培育核心据点城市、缩小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差距的方案，具有现实可行性。”他接着指出：“但从生育率来看，不仅首都圈，全国所有城市地区的生育率都在同步下滑，这恰恰说明就业、居住和生活质量等多重因素正在共同影响生育率。当前应当摒弃无谓的政治争论，转而着眼长远，寻求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和解决路径，以遏制首都圈一边倒集中和地方消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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