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满34岁，与朋友们对话的中心话题变成了怀孕、生育和育儿。对于一名已经超过韩国初产平均年龄32.3岁、即将步入医学上所谓高龄产妇标准35岁的女性职场人来说，这是一生中无法回避的重大烦恼。站在时间这一限制面前的女性，不得不去思考第一次怀孕和分娩需要承受的一切。
![[真Beat]第一个孩子的分量](http://www.asiae.co.kr/news/img_view.htm?img=2018020214140188807_1517548442.jpg)
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关注的是“第一个孩子（first birth）”的出生对男女工资差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她分析了200多年与美国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数据，发现大学毕业后从事同一职业的男女工资是相同的，但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1至2年开始，差距大幅拉开。女性职场人的工资下降，而男性职场人的工资反而上升。也就是说，“母性成了惩罚（motherhood penalty）”，“父性成了红利（fatherhood premium）”。
戈尔丁教授认为，这种差距的根源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在不规则的日程中通宵加班、长时间工作，并以此换取高收入和升职保障的岗位，会不断强化“父性红利”。
很难找到因为担心自己工资会降而丈夫或男友工资会涨，而对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心怀忧虑的女性职场人。对有生育意愿的女性职场人来说，比起工资差距，更重要的是在双职工状态下能否一边工作一边带娃。重点在于，能否调整工作条件，以便灵活应对育儿过程中层出不穷的突发状况。如果难以兼顾，只能另谋出路，或者被迫中断职业生涯。
就这样，三十多岁的女性职场人不得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同时，承担人生的巨大改变。在“育儿是妈妈的事”这一社会认知和经济结构之下，她们不得不放弃来之不易的梦想和工作。她们还要接受这样一种不安：在孩子们长到一定程度之前，至少十多年的人生都难以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这种不安会通过在公司和社会中的体验逐渐转化为确信。企业虽然设有工作与家庭平衡制度，但实际上多是做做样子而已。国内每10名职场人中，就有4人无法自由使用产假和育儿假。男性育儿假使用比例为28.9%，远远低于超过70%的女性育儿假。近期政府为鼓励男性使用育儿假，扩大并改组了“父母共同育儿休假制”，但一位距离第一次分娩还有两个月、与我同龄的朋友却郁闷地表示：“如果国家不强制，反正也是用不了的政策。”
有5个子女的“多孩爸爸”喜剧演员Jung Sung-ho近日在某节目中表示：“育儿就是牺牲”，“请为父母创造能够去牺牲的环境”，因此受到关注。他的意思是，在连父母为育儿而自我牺牲的基本环境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又如何谈育儿？只有先改变远远落后于社会变化速度的企业文化，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线索才会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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