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去日本出差。从抵达羽田机场开始,人就很多,只能排队。今年春天来访时相比,无论去哪里,都明显更有活力,让人惊讶。最近在韩国看到的报道说,日本老年人太多,“连可以追悼的人、可以下葬的土地都不够”,但在当地,无论是不是旅游景点,到处都人头攒动。有从海外入境的各国游客、为参加医疗保健与医疗器械博览会而来的国际学术团体,以及为缓解日本人力短缺、利用特别制度移居而来的外国人。与当地人“物价涨得太厉害,令人担忧”的说法不同,哪怕考虑到日元贬值,与在韩国的体感相比,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更便宜。社会并没有因超高龄化而显得阴郁。相反,如果沿用人们所熟知的“日本风”既有观念和习俗,几乎不可能尝试的事情,正在自然而然地融入日常生活。
首先是住房修缮。与“公寓共和国”韩国不同,日本独栋住宅的比例高达80%以上,压倒性占优。购房需求者偏好新建住宅,新房供应本就很多,再加上长期以来政府只对购买新建住宅者实施以抵押贷款减税为形式的优惠政策,而对老旧住宅几乎没有任何优惠。与此同时,拆除费用不菲,将地块闲置为空地要缴纳高额税金,即便进行修缮,住宅价值也不会上升,诸多复杂原因叠加,使这一问题难以解决。根据日本政府每5年一次的统计调查,由于各地区空置房过多,2018年已超过840万套,预计在2023年调查中将超过1000万套。虽然已出台对长期闲置空置房处以罚款等措施,但面对不断增加的数量依然难以承受,于是干脆出现了这样的服务:只要对空置房进行修缮,就可以低价出售给外国人,或将其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利用。与其只在国内寻找解决方案(实际上尝试过但未奏效),不如向外国敞开大门,通过这一方式,新的人们正不断前往日本。
由于行程紧张,我主要光顾的是东京上班族站着吃的简易荞麦面馆或拉面馆,而在此过程中有个有趣的发现:餐馆的配置让人不得不思考劳动年龄人口的问题。几乎所有店铺门口都摆放着自助点餐机,负责接单。相比韩国,这些机器制作得非常简洁,只要能认字,使用起来就很简单。与韩国因为几十种菜单选项而让老年用户不得不接受自助点餐机使用培训的情况形成对比。走进店内,多数厨师是日本人,厨房助手则来自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在历史悠久的商店街想吃大阪风章鱼烧时,发现店主是中国人。市中心的便利店如果没有外国留学生做兼职,几乎连店门都难以打开。开业超过100年的老字号或匠人店铺,也因缺乏可以承接技艺的日本人,而开始接受将技艺传授给外国留学生。这是曾经封闭、极度重视传统的日本正在发生的变化。
南池袋公园附近的一所福利专门学校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通过一位菲律宾学生,我了解了那里的课程设置。据说他们会学习适应日本生活所需的内容,细致到如何用温暖的语气打招呼、用餐礼仪、厕所使用方法等。像这样,如果没有来自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的外国人,就连位于东京的养老设施和护理机构都难以运营。实际上,日本正在积极接纳外国照护人力。韩国过去也曾为解决农村和地方长期人手短缺问题,在限定期限内接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人,实施所谓产业研修生制度。目前已整合为雇佣许可制并继续运行,但许可配额在去年也不过6万多人。日本则废除了与韩国类似的“技能实习制度”,自2019年起扩大“特定技能签证”。在护理(看护·照料)、农业、建筑、造船等12个领域,大幅增加对外国人的雇用。据相当于日本移民局的出入境在留管理厅称,特定技能签证在留资格者在实施第一年还只有1000多人,到2022年已增至约14万人。
直到不久前,一些极右翼倾向的日本企业家或政治人物还会毫不避讳地宣称,日本人是“身处亚洲的唯一欧洲人”,赤裸裸地表现出极端的优越主义与封闭性。即便如此,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创新性的制度变革已经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不应只是在不同世代之间就人口结构变化互相感叹,而是应当积极引进已在日本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并思考如何结合韩国国情加以应用并付诸实施。
Lee Boram Third Age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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