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传递美国日常生活故事
上周，美国华尔街因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一事而一片哗然。综合随后华尔街接连抛出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三点。第一，此次下调对美国金融市场或联邦政府的融资能力影响有限。第二，从经济指标等情况来看，选择在此时下调评级显得突兀。第三，必须警惕惠誉所指出的国家债务问题。
时隔12年的评级下调，被华尔街普遍认为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不会太大，目前看来这一判断似乎正在应验。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并未动摇作为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的地位。过去几天，在长短期国债收益率走势分化的背景下，整体波动幅度相对有限，至本周末尾还转为下行（债券价格上升）。市场并未出现令人担忧的剧烈抛售或抢购行情。纽约股市虽连续数日走低，但更大可能只是短期事件。与2011年标准普尔在联邦政府违约预期日临近之际下调评级时相比，目前的经济环境有着显著差异。
一直警惕事态演变成“2011年重演”的华尔街，如今开始冷静审视惠誉发出的“警告函”。此前，惠誉将美国信用评级下调的背景归结为围绕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扩张问题的政党对立、财政恶化以及国家债务负担等。根据惠誉的预测，到2025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升至118%。考虑到AAA评级国家的中位数为39%，美国的水平约高出3倍。
美国当地甚至有人指出，如果只从“财政”这一维度来看，此次下调反而“过于乐观”。舆论认为，这足以说明美国的国家债务问题之严重。《华尔街日报》将惠誉的警告比作“灰犀牛”（发生可能性和冲击力都很大，却被忽视的风险），并担忧未来美国的财政负担问题将更加凸显。《华盛顿邮报》则指出：“惠誉宣布下调评级的时点的确很奇怪”，但同时也强调，“绝不能忽视对国家债务长期轨迹的担忧”。
担任2011年信用评级下调时标准普尔评估负责人的David Beers也表示，惠誉此次决定是正当的。他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警告说，目前美国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让人联想到12年前促使标准普尔下调评级的关键因素。他指出，“美国财政恶化和国家债务负担等问题正在加速”，并直言包括政界的“边缘政策”等在内的一些问题，较之过去甚至更加恶化。有观点认为，惠誉此次决定从某种意义上再次印证了标准普尔在2011年的决定。
正如Beers所言，巨额债务、不断攀升的利息负担以及因婴儿潮一代退休而激增的各类社会保障支出等，早已被视为美国国内的主要忧患。这些问题在丧失本来功能的党派纷争中愈发恶化。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31万亿美元。预计到2029年，债务在经济中的占比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水平。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测算，仅2024财年的净利息支出就高达7450亿美元，相当于全部可自由支配支出（不含国防）的约四分之三。
关键在于，此次评级下调事件能否推动美国国内出现实质性的改革努力。人人都清楚，惠誉那份可概括为“过度支出、减税以及因党争导致治理恶化”的警告，实际上是直指华盛顿政界。这一事件再次确认，即便是发行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国，一旦财政健康状况恶化，也必然会导致国家信用度下滑。对于那位在与当地经济专家的访谈提纲中，总要加入韩国家庭债务问题的韩国记者而言，此刻的感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绝不是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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