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怎么样]如何更接近“每周四天工作制”

by Seo Miteum

Published 20 Jan.2023 15:16(KST)

古代希腊和罗马人认为，工作几乎不会带来任何价值或利益。工作本身被视为烦琐、无聊、令人厌恶的事情。亚当·斯密将工作本身定义为“辛苦又烦人的事”，并称除了有助于创造财富之外毫无优点。

此后，借助宗教的劳动伦理登场。人们为劳动赋予除金钱以外的名分，使人去工作。鼓动人们在尘世努力工作，以便在坟墓彼岸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这同样未能真正赋予工作本身以积极意义。

进入现代社会后，工作本身的意义开始受到关注。如果一份工作与个人潜能高度契合，并能满足内心深处的欲望，即便无法带来物质上的富足，人们也能长期坚持。

围绕工作存在多种视角，本书作者David A. Spencer则聚焦于只将工作视为坏事或只视为好事这两种极端观点的错误，主张“应当把工作转变为对人类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事物”。

其中一种方法就是缩短劳动时间。作者赞同某些观点，即通过减少工作量，让工作的喜悦与更多的自由时间并存，从而提升整体生活质量，并表示“支持一个工作时间减少、工作与生活质量同时提升的未来愿景”。不过，缩短劳动时间并非想象中那样容易。正如作者所言，“除非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人们工作时间真正减少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劳动环境也在发生蠢动与变革。作者指出，在德国、荷兰等国家，人们在维持生活水平的同时实现了劳动时间缩短。不少私营企业也成功推行了每周四天工作制。作者主张，“每周四天工作制不仅有助于减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更有助于推动性别角色平等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等目标的实现”。

给这一趋势泼冷水的则是新冠肺炎疫情。失业率上升，工作量增加，劳动者面临新的威胁因素。无法在家办公的所谓“关键劳动者”不得不在有害环境中加班工作。

疫情时代的争论自然转向以建设更好、更稳固的未来为目标的“更好重建”。也就是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体制，但作者指出，这不过是“空洞的回响”。同时，他主张必须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实现高质量的工作。

那么，为何高质量岗位始终难以增加？作者将原因归结为权力不平等。在劳动者话语权薄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往往不是出于选择，而是被迫接受。事实上，很多人做的不是“想做的工作”，而是“能做的工作”。作者解释称，“维持低质量工作有利于雇主积累更多利润”。他强调，应当通过集体行动揭示社会内部权力不平等的根源，让更多人意识到有必要增加高质量工作的供给并实现更为公平的分配。

自动化也是减少工作量的因素之一。有观点担忧，自动化不仅会减少工作量，甚至会消灭工作岗位，但作者判断，与其说它会减少工作总量，不如说更有可能重塑工作的质量。他提出两大理由。其一，自动化离不开大规模投资，在投资水平受限的情况下，很难突然放弃原有的劳动密集型方式。其二，以智能手机为例，科学技术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

作者在书中强调了多个要素，其中最核心的是“取得所有权”。谁拥有并控制科学技术，将直接影响不平等程度。作者认为，如果将公司股份分配给劳动者，就能缓解自动化带来的威胁；如果提高劳动者对科学技术开发和控制的影响力，不仅有助于缩短劳动时间，也会推动工作质量的改善。

从概念上看，这些设想颇为合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可行性却并不高。对此，作者将目光投向工会和国家的角色。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一直在缩短劳动时间方面走在前列的工会应当出面施压，如果国家再予以助力，就有可能与资方形成抗衡。此外，为帮助劳动者购买股票，政府可以提供补贴或低息贷款，并推出有关金融与经营的教育服务，如此一来便具备现实可操作性。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一种方式：国家持有民营企业的部分股权，参与到由劳动者分享利益的决策过程中。

作者极力描绘了这样一个未来职场：工作时间减少，而工作与生活质量同步提升。译者表示，“正如每周六天工作制已经成为过去，希望有一天，每周五天工作制也只能在历史书中才能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