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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考上名牌大学了…为什么还会想去死?”

[处于危机中的大学生]

孤立·抑郁·生活拮据…

被逼到悬崖边缘

“各自求生” “生存竞争”



“难道非得去死吗。” “要疯了。”


在首尔一所私立大学就读的 Song某(23岁)表示,这是“每到考试季,朋友们嘴上总挂着的话”。大学并不是休止符,而是另一条起跑线。在一个同时要求辅修专业、对外活动、公募赛、就业准备并行的环境中,他说自己“觉得只做一件事是不行的”。


不安感始终挥之不去。考试临近时不安被放大到极致,却又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陷入了手机成瘾。


“要比别人更有竞争力”的压力,往往会把人推向休学。Song称,“同级10个人中有9个人休学”。但他自己对休学也感到恐惧。他说:“一想到面试时如果被问‘休学那1年做了什么’,我好像答不上来,所以连休学都不敢。”


困难时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疫情期间进入大学的 Song,连新生入学教育都没好好体验过。虽然专业人数不多,但大家彼此都不熟悉。最孤独的时刻是生病的时候。一个人在租住的小房间里病倒时,没人能察觉他的状况。在那天因体力不支而倒下时,拨打急救电话的也是他自己。

“请带我一起走。”
“请带我一起走。”




大学成了“各自求生”之地…被推入生存竞争

今年2月从首都圈一所大学毕业的 Park某(25岁)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喊。2020年开始的大学生活,与他的期待大相径庭。叠加新冠疫情,不仅连新生入学说明会(OT)都没有,几乎也没有机会与学长学姐交流。休学、转学等经历交织在一起,更让他的归属感日渐淡薄。


Park感觉最难熬的是大三那一年。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他对“这条路是不是对的”的困惑愈发加重。同时,就业压力也正式逼近。“感觉只要这一个学期做什么,就会决定我的未来。”同学们为了不变成“什么都没做过的”青年,把时间都砸在各种“硬件条件”的积累上。但毕业后能立刻就业的,体感上只有10人中1人。如果选错了路,就会被甩在后面的不安感始终如影随形。情绪波动也变得很大,一会儿突然发火,一会儿又陷入抑郁。


生活同样并不宽裕。除去每学期约360万韩元的学费、每年约400万韩元的宿舍费之外,每月生活费至少需要50万韩元,多的时候要到100万韩元。他说:“和朋友一起玩也要花钱,所以我渐渐就很少见人了。”大学并未成为足够的安全网。他说:“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被搁置不管的成年人。”Park某表示:“并不是因为年轻才会痛苦,而是觉得今后会一直这样痛下去,所以更加不安”,“20多岁中后段开始就会出现孤立、隐居的情况,如果在这一时期能有预防性的介入就好了。”
生活同样并不宽裕。除去每学期约360万韩元的学费、每年约400万韩元的宿舍费之外,每月生活费至少需要50万韩元,多的时候要到100万韩元。他说:“和朋友一起玩也要花钱,所以我渐渐就很少见人了。”大学并未成为足够的安全网。他说:“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被搁置不管的成年人。”Park某表示:“并不是因为年轻才会痛苦,而是觉得今后会一直这样痛下去,所以更加不安”,“20多岁中后段开始就会出现孤立、隐居的情况,如果在这一时期能有预防性的介入就好了。”



“想去死”的首尔大学生,5年间增加50%

大学生的危机也可以从数据中得到印证。被视为成就顶点的首尔大学学生自杀统计,就鲜明地呈现了这一点。


据11日 Kang Kyungsook议员办公室介绍,自首尔大学从2006年开始汇总资料至今年的20年间,本科生和研究生自杀案例共计43起。鉴于事件性质,遗属拒绝公开死因的情况并不少见,实际数字很可能高于此。从学生自杀一再发生这一点来看,大学生危机并非个体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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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信号也通过咨询需求的增加表现出来。面向首尔大学在校生运营的自杀预防咨询电话“Snucall”的使用量,从2020年的914件增加到去年的1374件,5年间增长50.3%。对具有自杀风险学生进行早期干预的案例,同期也从36件增至61件,增长69.4%。前往校内心理咨询中心的学生也在持续增加,心理咨询申请总数从2020年的598件增至去年的928件,增加55.2%;心理测评次数则从1748件增至2766件,增长58.2%。


从咨询内容来看,情绪、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等同时恶化,呈现出复合性危机样态。最突出的,是情绪问题。在全部4145件咨询中,情绪问题占比39.2%,为最大比例。其增长率也从2020年的227件增至去年的356件,增加57%,主导了整体咨询量的上升。其后依次为学业·职业发展(16.6%)、人际关系(12.4%)、家庭问题(8.1%)。


尤其是从同期增幅来看,人际关系咨询增长82.1%,恋爱·性相关咨询增长124.0%,关于存在意义的咨询更是增加了320.0%。家庭问题也增加了110.5%。这表明,大学生面临的困境已远不止于学习和就业问题,而是在人际关系、归属感以及日常适应等各方面都普遍遭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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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成成年人而任其自生的青年…大学生危机,政府连“统计”都没有

问题在于,尽管已经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危险信号,但能够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化管理的公共体系依然十分欠缺。


大学生在法律上虽属成年人,但在职业规划、经济与情绪层面,依旧更接近需要保护与支持的“过渡期群体”。即便如此,教育部和警察厅等相关机构,连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或自杀的基础统计都未能好好积累。一旦校内发生事件,出于声誉和形象等原因,很多情况不会对外公开,最终沦为“阴影中的问题”。本报曾向教育部和警察厅等机构就“包括大学生自杀在内的心理健康问题”索取统计资料,但这些机构均表示,“并未单独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统计”。


专家指出,大学生危机不能再仅仅视为个体脆弱性,而应当被大学与政府共同应对的结构性课题来认识。他们强调,除了扩充咨询中心的人力与预算之外,还需要建立及早发现并转介危机学生的体系,以及涵盖休学生、中途退学学生在内的管理系统。


※如果你有难以启齿的抑郁等烦恼,或身边有家人、熟人正遭遇类似困境,可拨打自杀预防咨询电话☎109,或通过社交媒体咨询“Madeulane(倾听你心声的线上朋友)”,24小时均可获得专业人士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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