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进化学、社会学、人口学、媒介学、宗教学、犯罪心理学等视角,审视了为个人与共同体的生存与繁荣服务的“多样性”话语。作者指出,种族歧视是在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时代开始正式成形的。欧洲人第一次与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原住民相遇时,将他们他者化,由此“差异”演变为歧视,进而蜕变为不公与不合理。作者把多样性介绍为治疗名为歧视的毒素的解毒剂,探寻当代多样性存在的意义。“多样性正在成为引领全球企业创新与增长的新战略,既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推动力,又被视为成熟民主主义的指标,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
来看一看美国画家阿奇博尔德·莫特利(Archibald Motley)在1925年创作的《八分之一黑人女孩(Octoroon Girl)》。顾名思义,这是一幅描绘体内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女孩的肖像画。然而单从外表看,这个女孩并不像黑人。像这样的人,能够使用仅限白人使用的设施,伪装成白人,即所谓“伪白(passing)”。当然,一旦被发现她体内混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就会根据“一滴血法则”被归类为黑人。
第二个问题是:“究竟谁才是犹太人?”不妨看看一位名叫Hessy Levinson Teft的犹太女性的案例。童年时期,她参加了“漂亮雅利安婴儿选拔大赛”,并获得第一名。为Teft拍摄婴儿时期照片的摄影师将她的照片投给了这项比赛,而这张照片后来登上了1935年纳粹宣传杂志《家中的阳光(Sonne ins Haus)》的封面。然而事实上,Hessy Levinson Teft并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这一插曲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和纳粹极力自豪的雅利安人在体貌特征上与犹太人并无太大差别。也就是说,仅凭外貌很难区分雅利安人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第51页〉
东亚国家,尤其是大韩民国,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强烈的集体主义社会?虽然很难找到只局限于我国的研究,但针对世界多种文化圈的研究成果却相当丰富。根据这些研究,与种植小麦的群体相比,种植水稻的群体要更加整齐划一。这源于小麦种植与水稻种植特性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小麦种植除了把小麦种子撒在土地上之外,不需要投入太多额外的努力;而水稻种植则需要包括灌溉设施维护在内的大量集体劳动,据说至少是小麦种植的两三倍。与小麦种植不同,水稻种植是一种“协作”绝对必要的农业。因此,在水稻种植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培育并固化集体主义倾向。
如果把目光转向东亚,尤其是中国长江流域来分析这一现象,上述逻辑就更为清晰。实际上,有研究团队对以小麦种植为主的长江以北地区居民,与以水稻种植为生的长江以南地区居民,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显示,与长江以北居民相比,长江以南居民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
然而,就大韩民国社会而言,仅用上述由小麦种植与水稻种植差异所导致的一般性原因,仍难以完全解释现实。这是因为,还必须充分解释韩国人与众不同、区别于同样以水稻种植为主的中国、日本等东亚其他国家的独特特性。那么,只有韩国人才具有的这种独特特性究竟是什么?笔者试图从韩国人强烈的“学习渴望”中寻找答案。〈第127~128页〉
《Indiadeojonse》|Yeom Unok等6人著|人和树之间出版社|296页|1.95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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