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总统Yoon Suk Yeol行使了对《粮食管理法》的否决权,久违地围绕农业展开了种种讨论。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对农业本身失去了兴趣,如今即便是借此契机,社会对农业的关注和讨论能够有所推进,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农业是社会最根本的产业,但在大多数国家,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急速变化而遭遇诸多困难。阻碍围绕农业开展建设性讨论的首要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成见。参与讨论的人,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印象和图景各不相同。对有些人而言,农业是社会必须照顾和扶助的对象;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阻碍整个社会发展的低生产率领域。正因这种视角差异,关于农业的讨论屡屡“跑偏”,甚至连相关人士也越来越倾向于回避讨论本身。
就我国农业而言,有几个方向是明确的:农民数量应当减少,农户的耕作面积应当扩大,需要建立对农产品明确的质量标准。对于农民数量减少,我们存在过度敏感的倾向。农民减少是自然现象,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呈现出类似局面。关键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收入必须得到提高。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农业作为产业必然要朝着实现规模经济、提升效率的方向发展。为了提高生产率,需要投入资本和技术,而要让这些投资见效,就必须确保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土地和耕作面积。即便包括无人机器人在内的技术进步不断涌现,如果无法满足这些技术应用所需的最低面积条件,这些技术也只能沦为摆设。
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必须与无法参与这一进程人群的福利政策相衔接。对于长期从事农业的高龄农民,有必要通过专门的养老金和现金补偿等方式,即便不再从事耕作活动,也能保障其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这不是成本浪费,而是对守护农村和地方多年辛劳的回报,也是防止地方消亡、维护基本社会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
农产品必须设定明确的质量标准。以大米为例,美国将其分为6个等级,而我国仅为“特·上·普通”3个等级。要扩大包括大米在内的农产品消费,就必须扩大其作为加工原料的用途。要用于加工,就需要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即便在丰收之年,本国产农产品充裕,加工企业仍偏好使用进口原料,正是因为后者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和规格化。以辣椒为例,也应当像匈牙利那样,将辣度标准化,使之可以按等级销售。要促进消费,就必须保障消费者根据质量进行选择的权利,而目前的体系却彻底以数量和供给方为中心来运作。
摆脱对大米的“执念”同样重要。我们口头上说大米是主食,但实际上,我们吃小麦和肉类的量已经与大米相当。以水田农业为基础的大米种植方式,有利于保持土壤功能,但同时会排放大量甲烷,在气候变化时代,这种方式是否仍然适宜,值得严肃思考。或许我们给大米肩上压的担子太重了。人们总是抱持一种观念,认为通过种稻既能提高农民收入,又能带动地方发展,但有必要将这两个目标加以区分来看待。在人造卫星和人工智能武装的无人机器人已经应用于农业的现实面前,我们也应思考与之相匹配的变革。
律师事务所Yulchon专业委员 Choi Jun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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