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首都兼历史悠久的首尔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开发需妥协
通过划分商业区应对的伦敦与巴黎
应思考汉阳都城特别管理方案
宗庙开发争议,长远愿景应放在首位

[边走边想首尔]首尔的历史景观,该守到什么程度 View original image

去年11月初,韩国大法院判决,放宽首尔宗庙前高度限制的首尔市条例有效。此后,激烈的争论开始了。国家遗产厅、学界和市民团体等方面表示,超高层建筑将严重破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宗庙景观与独特性,纷纷表示反对。针对全国民众的舆论调查中,约70%的人反对超高层建筑,支持开发限制。


争论虽以宗庙为中心展开,但一个重要问题随之浮现:即如何在首尔界定并保护历史景观。如果能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有望找到缓解围绕保护与开发冲突的方法。


有必要在那些较好保存历史景观的世界大城市中,重新审视首尔所处的位置。首尔自1392年起作为新王朝的首都出发,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外来势力统治据点、1945年解放以及朝鲜半岛分裂之后,确立为在南韩建立的大韩民国首都。首尔无可争议地是权力中心,其影响力持续扩大。


类似的城市有伦敦和巴黎。两座城市自英国和法国国家形成初期起,便是权力与文化的中心。首尔则不同。在此之前,开城和庆州才是权力与文化的中心。因此,与其说首尔代表整个韩国历史,不如说它与历史上某一时期——朝鲜王朝——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而宗庙则是代表这一时期的象征性文化遗产之一。


从骆山公园眺望的首尔市中心。Yoon Dongju 记者

从骆山公园眺望的首尔市中心。Yoon Dongju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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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常与首尔一同被提及的东京又如何呢?日本在可称为国家形成期最后阶段的794年,有计划地建设京都作为新首都。此后,京都一直维持日本首都的地位直至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并发挥着文化中心的功能。然而自12世纪前后起,王朝逐渐失去权力,掌握军事实力的势力夺取政权,并开始在多个地区设立自己的据点。


1603年起,统一日本全境的德川家康的权力据点在江户(今东京)。推行明治维新的新政府有着建立新国家的强烈意志,他们脱离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京都,将首都迁往历史性相对较弱的江户。城市名称也不再是江户,而改为东京。此后,东京发展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城市,但京都仍然保持着代表日本文化与历史之城的地位。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来看,京都就有17处,而东京只有勒·柯布西耶于1959年设计的国立西洋美术馆这一处。


比较伦敦与巴黎、东京与京都以及首尔的历史,可以作如下整理:首尔不像伦敦和巴黎那样,是本国历史上唯一的权力与文化中心城市,但其历史却比东京更长,同时又像京都那样,作为王国的长期首都,给人以强烈的“代表韩国文化与历史”的印象。从这一点看,首尔与其说像东京,不如说更接近京都。


各城市的历史,对其历史保护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伦敦和巴黎的历史性极为重要,因此保护也同样重要。两座城市如今既是国家首都,又是金融和商业中心城市,所以开发同样不可或缺。在“保护还是开发”的问题上,伦敦与巴黎虽略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在较好维持历史价值高的建筑及其周边历史景观的同时,也承认与时代相符的新建筑需求。新建筑不会零散分布,而是集中在指定的商业区内建设,这是在保护与开发之间妥协的结果。在传统保守的文物保护主义者眼中,这并不令人满意。


东京与京都则不同。东京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轰炸中大部分被毁。由于对大地震的恐惧,建筑监管发生变化,“老建筑危险”的认知广泛传播。因此,东京总是处于施工之中。保护主要局限于著名建筑,而非整体景观。东京市民若想观赏历史景观,会前往京都等历史城市。东京对首尔的保护方向并没有太多可借鉴之处。


京都与首尔一样,围绕保护与开发的争论也十分激烈,但与首尔存在明显差异。京都的大部分主要文化遗产并不位于市中心,而是在周边山麓地带。城市在自然保护区以下范围进行延伸开发,从而自然而然地保护了文化遗产附近的景观。因此,除市中心部分地区外,保护管制出人意料地宽松,历史景观持续遭到破坏,尤其是2010年代旅游热潮之后。首尔则不同,宗庙和昌德宫等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市中心,正面临来自开发压力的正面冲击。


从这一角度看,与其说参考东京,不如说通过伦敦、巴黎和京都,可以为首尔历史景观的界定和保护方向获得多维建议。伦敦和巴黎抑制破坏历史景观的大规模开发,另行划定商业区。在严格管理历史核心文化遗产周边的同时,允许低层开发。京都则相反,它保护的是城外的历史景观,因此在文化遗产附近进行大规模开发实际上不可能。



对于首尔而言,可以考虑由首尔市和国家遗产厅将汉阳都城内郭全境及其外郭邻近地区的历史自然空间指定为特别管理区域。如此一来,便可通过开放式讨论,确定区域内文化遗产及其邻近景观的保护方向。在巴黎,包括巴黎及其周边法兰西岛地区的保护政策由法国文化部制定。不仅仅是对高度限制或建筑样式、设计进行一刀切管理,而是在更广阔的区域内,运作一整套维护历史和自然景观的管理体系。1930年代在伦敦引入的“伦敦视野管理体系”也值得借鉴。该体系在伦敦全境指定了20多个主要观景点,通过保护公园、街道等可眺望伦敦文化遗产和城市景观的公共场所的“视野权”,来实现这一政策。

在围绕宗庙周边开发的争论中,关键问题并非建筑高度,而是其位置以及对视野产生的影响程度更为重要。如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当初就不会制定在宗庙正前方兴建破坏其视野的建筑计划。

Robert Fouser 前首尔大学教授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翻译技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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